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
曉華
1999年7月8日
  

編者按

  陳小雅與陳子明妹妹“曉華”的辯論文章﹐一並收在這裡﹐以便讀者自作判斷。

  “曉華”文章中的問題較多。從文中經我糾正的大量史實可見﹐作者或因不是當事人﹐或似有“為尊者(其兄)諱”的因素﹐導致多處史實有較大的偏差甚至顛倒。

  其實正如陳小雅在《答“曉華”》一文所言﹐陳子明直接出面澄清才是最好的辦法﹐大可不必由他人越俎代庖﹐“說了一大堆其他的‘有’,去徒勞地證明那個‘無’”。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曉華”因非當事人﹐許多事情是聽別人說的﹐混淆的可能性很大﹐再經其轉述就有了很大的失真。總之也是很沒有必要的。

  如果直接的當事人如陳子明、王軍濤等人﹐依舊不願詳細地將當時的過程記述下來﹐並對可能的誤傳加以澄清﹐則對總結八九民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非常不利﹐很難令人不感到其或是因其對未來還有極大的政治企圖﹐因此最好“不糾纏歷史的細節”﹔或是對過去的言行無法對歷史交代﹐因此最好躲過人們的視線。二者都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尤其是這幾位極其親友的言論中混淆、扭曲和顛倒了的部份﹐應該加以澄清。 (六四檔案/89)

  在總結六四經驗教訓的時候﹐事實本身--到底發生過些什麼--是最基本的。而關於六四的史實﹐學生方面最公開而詳盡﹐我們一出來就在巴黎組織了一個核對史實的會議﹐17人共開了八天﹐結果詳見《回顧與反思》﹔官方部份最近有《天安門文件》﹐雖可能有編篡﹐但大體資料是中共當時的。知識分子方面雖然各自為政﹐但也有鄭義、包遵信、陳一咨、鮑彤、戴晴等人的回憶﹐還有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最不清楚的就數社經所及其“維憲會”這一班人當時的行為﹐幾乎沒有當事人任何詳細的回憶。這很不應該。 (64檔案 - 89)

  希望陳子明、王軍濤、王丹等人補上這段回憶。這是我鄭重的呼籲。


封從德      3/12/2003 10:16:00 PM
修訂於:3/12/2003 10:31:00 PM


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

曉華


  陳子明是1989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人物。由於種種原因,陳子明至今不像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甚至他的密友王軍濤那樣被世人所了解【異】,而始終遮著一層神祕的面紗。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大家不難理解的:陳子明至今仍在北京的鐵幕後面服刑(一種獨一無二的“監獄搬家”式的“保外就醫”,並隨時可能回到牢房),刑期到2002年10月,此後還有4年的“剝權”期,他的朋友們不願意以任何方式給他增加不必要的麻煩和負擔。除了他本人向法庭呈交的“自我辯護書”外,關於陳子明在八九民運中的所作所為,朝野上下、體制內外已經提供的各種說法,結論竟然出乎意料地一致。限於“自我辯護書”的特殊性質,陳子明也不可能對自己在民主運動中的行為“竹筒倒豆子”般地“坦白交待”。正是由於專政機關經過上百次的審訊仍然無法從陳子明嘴堭o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案件審理經過一再反覆和延遲後,才不得不從擬定起訴他的三項罪名─陰謀顛覆政府、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中撤銷了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而八九民運中的吉林唐元雋一案,僅僅由於後兩項罪名首犯就被判刑20年。除此之外的四種版本分別是:官方的正式說法,何新的說法老木的說法,以及陳小雅在《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中的說法。 (六四檔案/2004)

  陳希同在提交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1989年春夏之交,從4月中旬到6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在中國製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陳希同報告列舉了陳子明的名字,但沒有涉及他的任何“陰謀”活動,只是說他參加了《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整個報告隻字未提王軍濤。可見此時官方還沒有把陳、王作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的主要代表。等到1991年初,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變化,官方又無法坐實對八九民運的種種指控,為了最後了結此案,決定選擇趙紫陽、鮑彤作為黨內黑手,陳子明、王軍濤作為黨外黑手,讓這幾個人來為“六四”背黑鍋。法院的判決書宣稱:陳子明在1989年4月至6月期間,與王軍濤相互勾結,糾集劉剛、陳小平等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進行了一系列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活動,製造反革命輿論,建立非法組織“維憲會”,策劃、煽動、組織和指揮各非法組織佔據天安門廣場,抗拒戒嚴令的實施,以推翻人民政府。並根據這種指控,在參與八九民運的北京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中,判處陳子明王軍濤最高的刑期。 (六四檔案´89)

  與陳子明年齡相仿佛、在陳所領導的團體接管後的《經濟學周報》上發表過一些激烈言詞的黨外知識分子何新,在“六四”以後卻完全與官方用一個腔調說話,並因此獲得了專職政協委員的犒賞。當美國廣播公司北京記者處首席記者柯達德電視採訪問及政府對陳、王的審判時,他宣稱,“他們或者組織了政治集團,或者參與策劃曾經造成很嚴重後果的1989年事件的某些幕後政治活動”,“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在遞交高層的“內部研究報告”中,何新說:“在我看來,89動亂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學生追求民主的運動─這只是現象而非本質。實際在這個事件中,天真無辜的青年學生早已成為被國內外複雜政治力量,無情加以利用的可憐政治工具。”它是被其幕後的策劃者所導演的“一部超大型的現代化妝戲劇”。“它那濃重的陰謀色彩,使學生的純真、民眾的輕信,顯得輕率荒誕。這個事件乃是對歷史和人類的一次巨大愚弄。”“遺憾的是,至今尚未全面揭露這場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質,因此這一事件的虛假道義形象依然存在。這實際上是一個隱患。只要這一隱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發動新的動亂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何新顯然認為,通過揭露和渲染“陰謀色彩”,削弱和瓦解運動的“道義形象”,是消除任何“翻案的可能性”的最佳途徑,遺憾的是這一途徑“至今尚未”找到。 (64memo.com/2004)

  由於官方及其“智囊”對於“陰謀色彩”的強烈需求,老木的說法一問世,就被他們如獲至寶般加以利用,在《參考資料》、《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上多次引用。老木說,以陳子明、王軍濤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從4月16日起就在薊門飯店祕密指導著學生運動的全部進程。由於自己的文章【異】被官方利用,並因此受到不少朋友的批評和譴責,老木本人十分懊悔和自責。陳子明和王軍濤知道此事後,均認為不必如此。其實,老木並非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捏造事實,他只是記錯或者寫錯了一個日期,把5月弄成4月了。官方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只是在新聞媒體上大肆渲染,誤導一下民眾(包括它自己的幹部),而無法將其作為法庭判決的依據。況且,老木的說法只涉及地下活動而不涉及參與者的動機,難以滿足何新所需要的那種真正能夠扭轉人心的“陰謀色彩”。畢竟,地下活動只是陰謀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64memo.com - 2004)

  於是,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在經過一再耽擱後1996年終於在臺灣出版了,似乎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最權威的版本。據陳小雅自己說,出版耽擱的原因之一是原擬出版該書的香港《當代》的程翔,“因為對趙紫陽和陳子明的評價不一致,他拒絕了此書”。鑒於陳小雅本人在八九民運後與趙和陳一樣,也是當局政治迫害的重要對象,筆者不相信他與何新會有什麼溝通,但她的思路確實與何新的思路有明顯的交匯點。何新尋覓“陰謀色彩”是為了銷蝕八九民運的道義形象,陳小雅主動揭露趙和陳的“陰謀”及其陰險自私的心理動機,則是為了捍衛八九民運的道義形象,出於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了同一點上。陳小雅說:“寫史,就是留下來給後人,我只需對自己的良心負責”,“我,作為史書的作者,不能站在任何一黨一派一邊,知識分子是人民利益的監護人。”“在史書中,我高高舉起的是‘人’的旗幟”,“人,包括學生、市民和士兵,都是不可以犧牲的”。渺小而可憐的政治家和“準政治家”恐怕擠不進大寫的“人”字,為了“人民的利益”,“監護人”可以無須考慮他們的內心感受和人生際遇。對於那些竟敢犧牲人來牟私利的政客,他們的個人利益和人格尊嚴當然不在保護之列,人人可以口誅筆伐。1995年陳小雅的書尚未出版時,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希望看一下原稿,澄清一些事實,陳小雅置之不理,大概就是出於上述的考慮。陳小雅引用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堥娜.法拉奇的話說:“所有的旗幟,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都沾有鮮血和糞便。......哪埵麻A血,哪奡N有糞便。前者需要後者......如果鮮血超過了糞便,人們就唱起頌歌,豎起墓碑;如果糞便超過了鮮血,人們就高喊恥辱,並舉行贖罪祭禮。”她認為,“對於一部史書來說,辨別鮮血和糞便的比例義不容辭”。沒有糞便不足以突顯鮮血的聖潔,糞便太多又會玷污鮮血。根據陳小雅的判斷,八九民運中的糞便只有趙紫陽和陳子明二人【異】,連分別與他們最親密的鮑彤和王軍濤都不在糞便之列,因此非但不能遮蓋學生與市民的鮮血澆灌起來的道義形象,而且使史書更具合理性的“框架性基礎”,“免於狹隘和獨斷”之嫌。筆者能夠理解陳小雅的抱負,但是也必須提醒她,真正的史筆必須以堅實的事實材料作為基石。正如她自己所說,“真實是正義的基礎。”陳子明、王軍濤及其朋友們在八九民運中究竟說了和做了一些什麼,經當事人親自過目並同意後,筆者將在《八九民運中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一書中詳細披露,本文僅針對《八九民運史》中涉及陳子明的不實之詞,作一些必要的澄清。 (Memoir Tiananmen´89)

  在《八九民運史》中,陳子明被刻畫成一個最醜陋的反面角色。鄧小平下令開槍,畢竟還有某種迫不得已的成分;而陳子明把學生當“人質”,“把別人推到前面,讓別人冒風險和流血犧牲”,完全是為了在“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中“撈”權“撈”官。“他像上帝一樣無所不在地俯視著北京城的每一個角落,觀察著每一群人,並考慮著棋盤上的棋子。”為什麼要用如此誇張的筆墨,是出於作者在道德上對“這個以中共政治局委員為自我期望值目標的青年”的強烈鄙視。何新說,“這個事件之所以未能溫和解決,完全由於事件的幕後策動者當時錯誤估計形勢,他們認為,不斷加劇對抗和促成天下大亂,將是奪取政權的最有效方法。事態的進程表明,他們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敗,唯一真正的目標就是權力。”陳小雅的看法與何新有同有異。她認為,陳子明根據“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模式,相信“對學運可能發生影響的社會力量”可以借用來作為攫取政治權力的“工具和籌碼”,但並不是要“奪取政權”,而是要“進行討價還價”,“用打來爭取談的資本”。“如果以危機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那麼談判的結果應該是改革派下臺,‘體外精英’與改革派所依賴的‘體內精英’換位。這種結果如果出現,將正好應驗了《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中早就警告人們要防止出現的局面:‘利用中國的動亂制止改革’,‘把中國的困難看作取得權力的機會,準備收拾殘局’。”所以躲在幕後的政客“當然就很難為期望和支持進一步改革的運動主體所接受。”陳小雅說:“陳子明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實際上是按照‘第二體改所’的思路建立的,有許多聚集在它周圍的人,都直言不諱地表示對它抱有同樣的希望。據陳子明對閔琦說,他對自己的自我期望值是當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員,在這一點上,與陳一諮可能相差無幾。”陳子明在八九民運中的種種“設計”和“操作”,無非是要實現精英“換位”,取代和超過陳一諮在此前已經達到的政治地位。 (64memo.com´89)

  事實果然如陳小雅所說嗎?陳子明志在當中共政治局委員,閔琦本人斷然否認他說過這樣的話【異】。陳子明1975年在北京化工學院上學時,曾在一封給插隊同學的信中,,否定了當時中共黨內左、中、右三派的政治路線,同時表示要像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堥獐芊A首先“混進”黨內,然後改造中共、改造中國。由此而第一次入獄,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開除學籍、團籍,送農場勞改。獲得平反後,他雖然曾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會主席,但由於以往言行的暴露以及自己一直從事體制外的活動,他並沒有幼稚愚蠢到認為自己會被接納為中共黨員。然而,他在80年代繼續向自己所在的每一個單位遞交入黨申請書。申請書只有一段話,中心意思是:願意和中共黨內的仁人志士共同為改造黨、改造中國而共同奮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邱仁宗等諸位研究員對此情況十分了解。陳子明在秦城監獄給江澤民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寫了最後一封入黨申請書,表示要以中共的革命先烈為榜樣,在法庭上與一切違法和不公正的行為作鬥爭,爭取火線入黨。不知陳小雅將這些舉動視為一種諷刺和調侃呢,還是向中共表示“第一種忠誠”或者“第二種忠誠”。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1995年出版的《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來自大陸民間社會的報告》一書中,閔琦指出,陳子明創辦和領導的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及其後繼者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簡稱社經所)是“中國第一家民間正式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已經出版的多本英文著作也都認為陳子明和王軍濤所領導的研究所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民間化、最具獨立意識的團體。在荷蘭萊頓大學收藏的有關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閔琦檔案”中,有一份1986年12月7日陳子明與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偉群的談話記錄。陳說:“不敢當戰士的人是不可能研究好政治的。歷次政治運動打掉了一批精英分子,但仍有許多人(比如我們)沒有消沉,以往的經驗成為我們研究政治的寶貴財富。”“對於投機謀取一官半職,我們嗤之以鼻,我們都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準備,哪怕能使中國的政治發展有5%的轉向。”“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這個‘元’搞好,如果總想否定別人那個‘元’,就不會有多元了。政治上需要合作,不搞政治上的宗派,要搞學派。辦研究所的目的:1、形成學派;2、為別人提供舞臺,為青年提供產前產後服務。”搞宗派或搞“咨詢”的人必然壟斷渠道,“利用別人的材料去謀自己的利益”,“而我們是一個以政治為靈魂、以文化為形態、以經營為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團體”。“我不是不同意在體制內活動,在支持黨內改革派上我們也沒有分歧。在具體做法上,我們代表著政治多元化中的一元,我們應有自己的語言和態度,這就是‘色彩’。”與這些談話前後腳,陳子明應陳小雅之邀,也和她談過辦所的宗旨,陳小雅還錄了音。如果陳子明對陳小雅的談話與上述的談話不一致,陳小雅完全可以利用第一手資料來揭露陳子明的面目,不必借助第三人之口。《八九民運史》的“序”於1995年先行發表後,王軍濤在接受採訪時明確否認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是按照第二體改所的思路建立的,不同之處是一個在船上,一個在船下,你們當時是想上船”的說法。他說,“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是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的,也確實向著思想庫這一方向發展的,作政策方面的分析和提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議。但它主要考慮的還是從中長期的角度,它超越一般執政政府所關心的、當下的緊迫問題,而是關係中華民族長遠的發展問題。......對於沒有到過民主社會的人,可能容易把自己局限在這樣一個思路上:一條政策建議提得對,就會被政府接納進去。”我們堅持民間活動立場。這個問題最近也有人提出。胡平上個月跟我說過,他在電話媢鴾丹說:我可以作證,陳子明不是這樣的人。1986年形式比較好的時候,陳子明就說,即使在形式比較好的時候,也要有一批人坐得住,不要進到政府堙A,而要堅持獨立的民間活動。所以我們考慮問題更多的是取一種獨立的批判姿態,而不是想被組閣進去。”但王軍濤和胡平的證言均不被陳小雅採信。她雖然不至否定兩人的人格,但可以懷疑他們的說法是考慮到維護民主陣營的聲譽“。如果她堅持“只需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需任何旁證就可以對陳子明做出道德審判,別人自然也沒有什麼辦法,陳子明想必也不會與她打官司,但來自同一營壘的判決肯定會令她比得知來自法院的判決時傷心百倍。 (64memo.com-1989)

  陳小雅幾次強調,陳子明“早在四月底”便形成了一個“三線計劃”,從而坐實官方所謂“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說法。事實上,社經所所務會議在5月1日的“香山會議”上通過了陳子明《形勢、任務與反思》的報告,這一報告提出了“一主兩翼”的設想:推動知識精英迅速成長為一支成熟的社會力量,這是時代的需求,歷史的使命,是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為可能出現的鎮壓和反抗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是我們當前第二個任務。“在力量配置上,我們應以獨立的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而以儘可能地接近權力中樞的咨詢機構和儘可能地接近各種民間政治活動為其強有力的兩翼。”“當前面臨五個方面的任務:1、思想建設,2、學術組織,3、立法活動,4、社會聯絡,5、經營活動。”會議確定,陳子明作為所的形象和代表,堅持主陣地;由其他所務委員分工負責兩翼和五項具體工作。 (64memo.com - 2004)

  陳小雅說,按照“三線計劃”,他“自己不公開出面”,“到五一七時,他感到再不跳出來可能什麼都撈不著了”,於是開始“聯席會議的醞釀”。一個“跳”字,一個“撈”字,刻畫得入木三分。陳子明為什麼要“跳出來”,他又想要“撈”些什麼呢?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5月13日上午,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閻明復焦急萬分,委托周舵、鄭也夫等四處尋找有可能說服學生的人。鄭也夫來到《經濟學周報》社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務會議正在這堨l開,出席會議的人有陳子明、王軍濤、閔琦、費遠、鄭棣、王之虹、畢誼民、陳小平、劉衛華等人。就是否派人隨鄭也夫去統戰部介入斡旋活動,會議專門進行了舉手表決,以多數票通過決議:同意王軍濤、閔琦、陳小平參加斡旋,但只能以個人名義而不能以所的名義參加。陳子明、劉衛華、王之虹等少數人投了反對票,反對以任何方式和名義正式介入,他們在接受多數決議的同時表示保留個人意見。然而,為什麼到5月17日陳子明就同意籌備“聯席會議”了呢?他在辯護書中說,“有兩件事對我產生了影響,使我部分地鬆動了不介入的一貫立場”。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不可能向法庭提供詳情,現在時過境遷,披露一些具體情況已不會對任何人造成損害。首先是國家體改委的石小敏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力群向他轉達了吳敬璉等一批經濟學家的意見,認為改革已危在旦夕,現在是千鈞一髮的關頭,為了挽救改革事業,陳子明等應當挺身而出,去說服和影響學生,放棄絕食和其他偏激的行為。隨後是社經所撥資成立的北京市思創技術研究所所長嚴江征從中國科學院葉篤正副院長家給陳子明打來電話,葉老本人也與陳通了話【反】。葉老知道陳曾是“四五英雄”和科學院的研究生會主席,便拜托他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救救廣場上絕食的青年學生的生命。陳子明不能不答應下來,他在辯護書中說:“老一輩科學家對國事和青年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這是比中央統戰部來找我的兩次邀請更有影響力的道義命令。” (Memoir Tiananmen / 2004)

  從廣場上是“撈”不到什麼東西的,陳子明比許多人都更清楚。3月22日,陳子明、王軍濤、閔琦、陳小平、劉衛華與香港《鏡報月刊》的徐四民進行了一次座談,提出要“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陳子明說:“西方民主程序給予的權威比政績給予的權威更具有可靠性。”“對正在由自發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的知識分子,僅僅小恩小惠收買,給個局長、部長當當是不行的,而且參政方式只開後門(靠親友、祕書等關係打個小報告)也是不行的。要開前門,要容納具有參政意識的知識分子對國是進行公開討論,有必要對知識分子採取傾斜政策。”“過去十年是新思想穿破舊的意識形態的牢籠,水銀瀉地一樣,佔領了地盤;新時代要求的卻是新思想的收斂,重新完成整合,實現新文化的再造。”王軍濤說:“中國現在到了一個新的關口,就是要重新對自己的文明模式進行選擇。”“應就十年中醞釀的新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論爭,也就是中國應對自己現代化的模式進行通盤性的思考。”“解決這種危機必須用創制的方法”。陳小平說:“修改憲法也是當務之急”,“把中國轉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觀念等這樣大的準備,也需要對具體的運作規則具體方案、以至很小的技術性措施進行改造。”“知識分子民主的自發的參與,本身就是對執政黨的制約能力。”在4月19日《新觀察》雜誌和《世界經濟導報》召開的座談會上,一些與會者對時局的發展表示樂觀。嚴家其說:“我到天安門廣場看了以後,感到中國的凝聚力是非常強的。......在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在後面發言的陳子明則唱了一點反調。他說:“作為‘四五運動’的參加者、過來人,在十三年後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們在同一地點以同樣的方式表達同樣的感情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這表明中國的政治發展實在是過於緩慢了,政府至今還沒有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提供比這更通暢的政治表達渠道和表達方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沒有表現出在政治上比當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風度。共產黨當年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現在自己掌權後能不能處理好新的學生運動,上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在4月23日社經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他又說:“現在社會上的熱度越來越高,快要達到頂點了,儘管在座的人可能都到過天安門廣場,但不要忘記我們最主要的身份是思想理論界人士,在大家都熱的時候特別需要強調清醒。”而當陳子明應老一輩科學家之命最終“介入”學潮時,他已經預感到悲劇性的結局,並立即著手為研究所“準備後事”。 (64memo中華富強´89)

  陳小雅說,記住陳子明的“設計”,“對人們理解這個‘聯席會議’為什麼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有意義的。因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問題,失去了這張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牌,‘三線計劃’就可能成為泡影。”所謂“聯席會議”應劃分為5月18日和19日薊門飯店籌備會議和5月23日正式宣告成立之後兩個階段。在後一階段,“聯席會議”曾一再做出從廣場撤退的決定【反】這一點在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中均有記載,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反】,但是與陳子明關係不大,因為他當時沒有參與這些過程,直至被捕後才得知一些情況。至於說5月19日薊門飯店會議沒有做出“撤退”決定,“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提出動議,呼籲廣場學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議遭到‘冷遇’”,則是把事情完全顛倒了【反】參加薊門飯店會議的大多數人主張學生立即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異】,而以“絕食團顧問”名義陪同王丹出席會議的陳明遠則主張堅持絕食【反】。陳子明、劉力群等人與陳明遠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劉力群當時非常氣憤,發言長達半個多小時,主持會議的陳子明幾次打斷發言他都不肯停下來。根據多數人意見,北京大學教師張炳九等人直接從會場趕赴廣場,說服學生停止絕食【反】。下午,張炳九打電話給陳子明,告知11名絕食絕水學生已被帶離絕食現場。陳子明感到十分欣慰,因為他在會上的主張是:“首先嘗試說服廣場學生領袖,要求他們立即帶領絕食學生自動撤回學校;如果勸說無效,則轉而做留在校內的學生領袖和青年教師代表的工作,由他們出面組織學生、教師去廣場把少數學生強行帶離。” (64檔案´89)

  由於陳小雅對陳子明這個人已經有一種確定的框框,因此她在自己的書中竭力把所有符合這種框框的蛛絲馬跡羅織在一起。她引用了許多包遵信的話(特別不應該的是在印刷字體與正文不同的引語中又夾雜著她自己的話【同】),把包的一絲疑慮【異】提昇為她本人的定案結論:“五月十六日晚七點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說:我們覺得現在應該明確提出‘倒鄧’,大家商量請您出頭,發表一份聲明。……他在陳子明那個研究所兼職……回家的時候已經快一點了,卻看見陳子明留給我的一張條子,……是不是與小邢找我的事有關?……有人在這個夜晚是夠忙碌的。至少這個主意在趙紫陽講話(下午五時四十分)之後兩個小時之內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之前,他就為中國‘第二個辛亥革命’找到了孫中山!或為‘第二個護國戰爭’找到了蔡鍔!”事實是,社經所根本沒有姓邢的兼職人員,無論是所務委員還是財務人員均不識其人,包遵信的記憶有誤。陳子明5月17日凌晨去包遵信家是想找他商議召開薊門飯店會議的事,與“五.一七宣言”無關。陳小雅自己也認為嚴家其在“倒鄧”上有“首義之功”,而陳子明與嚴家其在4月以後就沒有見過面,陳子明與“倒鄧”能有什麼關係?當局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徹查,最後在陳的判決書中只好說:包遵信在陳子明、王軍濤召集的會上“宣讀了反革命《五.一七宣言》”。陳小雅卻執意要把“倒鄧狂瀾”與“陳子明那個神祕的來訪”掛上鉤。對於她借他人之口來批評陳子明,包遵信本人也對她表示了不贊成的態度。 (64memo祖國萬歲´89)

  陳小雅說:“與嚴家其等人‘絕不向末代皇帝稱臣’的剛烈舉措不同,的確早就對趙紫陽改革思路抱批判態度的他,在趙失敗時自然不會萌生‘同進同退’的忠義之情,相反,此時,過去一直壟斷著‘進言’管道,也靠近最高權力的三所一會的‘集體自殺’,在客觀上為這個十多年來臥薪嘗膽的青年,騰出了一個廣闊的空間。……他的機會可以說是‘千載難逢’。”表揚別人的“剛烈”和“忠義”,顯然是要襯托陳子明的“什麼”和“什麼”。基於一種思維定勢,她陳子明在八九民運中最具關鍵性也是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輕輕放過,在書中只佔了不到一行:“十九日的會……通過了一份警告‘軍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書》。”這使得她的《八九民運史》缺少了對一個重要歷史關節點的把握。而這一點恰恰是當局最關注的焦點,是“黨內黑手”與“黨外黑手”的唯一連接點,由於辦案人員無法讓陳子明在這一點上吐口,曾使整個“六四”案件的審理延遲了幾個月。後來,在辦案人員明確表示,只要陳子明說清這一點,有關人員馬上可以釋放,並由辦案人員先說出有關情節和人名,只要陳子明認可一時,他們才獲得所需筆錄材料,使整個案子得以貫通。或許陳小雅會認為,陳子明的獄中表現,也是最少“剛烈”和“忠義”吧。 (64檔案 / 89)

  5月19日下午,陳子明在接到張炳九的電話後不久,又接到陳一諮體改所中與他聯繫較多的楊冠三的電話。楊的這個電話透露了他們經由高山從鮑彤處得知的趙紫陽動態【異】:5月8日提出反腐敗的六條意見未被採納,在隨後幾次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議上的態度,以及5月17日關於戒嚴問題的常委表決和趙紫陽下臺的既成事實。陳子明的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當即做出了一個決定。他馬上召集了薊門飯店當天下午的會議,由他根據電話記錄口授,由其他與會者補充,由周舵執筆起草了《告人民書》,又由楊百揆謄寫了一遍。隨後分三路傳播擴散《告人民書》,一路到天安門廣場,一路到北京大學,一路到社經所下屬的北京科儀印刷廠。同日下午,“三所一會”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透露“事態還在惡化”;警告“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至採取極端行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的分裂”;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分歧”,並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和中共特別代表大會,“進行干預”和“進行審議”。陳子明主持擬定的《告人民書》則披露了所知全部高層內幕,指出“趙紫陽總書記已被罷免”,“軍事管制已迫在眉睫,1976年‘四.五’鎮壓後的黑暗局面馬上就要重演”;號召“實行全國性罷工、罷課、罷教、罷市”;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告人民書》的稿子帶到北大後,北大的印刷品刪掉了其中“實行全國性罷工、罷課、罷教、罷市”的號召。此後,《人民日報》吳學燦等人又據此組織印刷和散發了《人民日報號外》。《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和《告人民書》的出臺,表明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結成了統一戰線,決心與趙紫陽“同退”,為保衛改革事業和憲法權利“進行決死的鬥爭”。經過各方面的一致努力,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在得知上述消息後,終於決定停止絕食【異】,並著手準備對軍事管制和戒嚴的防禦措施。 (Memoir Tiananmen/89)

  陳小雅在書中寫道:“五月二十一日,陳子明電告張偉國,說政府已請他出面調停,讓學生撤退,條件是撤軍。這一電話內容的真實性顯然有待商榷,因為政府根據什麼,認為陳子明有駕御學生的能力?”懷疑是有道理的,但不是懷疑所稱電話內容的真偽,而是陳子明講過沒講過這種話。陳子明和張偉國這天確實電話交流過各自掌握的信息,但並沒有“請他出面”之類的說法。前一天,陳子明和陳小雅都十分熟悉的的一位朋友電話通知陳子明,薊門飯店已置於公安機關的嚴密監控之下,陳子明正緊張地布置會場的轉移和全所的撤退。陳小雅又引用官方出版物《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中的記述,稱這天下午陳子明召開六個分指揮部的會議,“參加者有”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單位的人”。稍作分析,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陳子明與中信公司研究所有何聯繫?官方出版物如果不是捏造事實,就是張冠李戴,或者說陳(一諮)冠陳(子明)戴(64memo中華富強´89)

  陳小雅在她的書中再三提到所謂陳子明的“三線計劃”:“即由在這次胡耀邦逝世過程中自發產生的學生運動構成第一線,透過與社經所有聯繫的大學青年教師對之產生影響。二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功能是指導與保護學生,也可以制約學生,由與知識界朋友較多的王軍濤和閔琦聯絡,二人均為該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憶證明,他們聯絡知識界的管道之一,就是緊緊抓住包遵信。三線,由陳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她說:“實現陳子明的方案,就必須認同把學生當‘人質’的做法,由於參與者政治道德的進步,它很難為人們所接受。故而人們在贊嘆他的心思周密之時,無不要補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來。” (64memo中華富強-89)

  筆者詢問了社經所的主要成員,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這個“三線計劃”【反】。對陳子明的起訴書中稱:“‘維憲會’成立後,被告人陳子明和王軍濤密謀分工,陳子明轉入‘二線’,支持王軍濤在‘一線’利用‘維憲會’繼續進行陰謀活動。”“一線”“二線”是社經所內部的一種人員分工;所謂“三線計劃”則是以學生為人質,以打壓談的一種政治設計,性質截然不同。5月21日,陳子明與社經所兼職人員張倫見面時得知,廣場秩序混亂,說服學生撤離廣場的工作很難收效,心中十分焦急,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投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來”。當天夜堙A他趕赴王軍濤在廣場附近租住的東方飯店【異】,與其商議下一步的安排。次日,陳、王之間發生了在八九民運期間唯一的一次爭論。王軍濤批評陳子明跑到“一線”上來是放棄了自己的應盡職責,將大家置於險境。社經所是一個龐大的系統,下轄報社、函授大學、書刊發行社、印刷廠、電子研究所、應用技術研究所、擁有1萬名自願調查員的民意調查中心、3萬名會員的華夏讀書社、人才考評中心、債權債務清償中心、交誼舞培訓中心等,王軍濤願做出自我犧牲,但不希望看到整個系統和數百名工作人員的飯碗毀於一旦。因此陳子明在5月23日“維憲會”成立會的半途就退出會場,重新回到“二線”。在此後的十天堙A他主要做了兩件事:其一,“陳子明與王軍濤密謀建立祕密隱藏地點,商定轉移人員名單,組織‘維憲會’骨幹人員先後潛逃【近】。”(判決書語)其二,在京西雅園賓館組織撰寫一篇長文,準備在《經濟學周報》被查封前一次性刊發。文章的題目是《中國現代化論綱》,寫作分工如下:時代特徵(陳子明),文明抉擇(陳子明),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難時刻(閔琦),政治改革(楊百揆),經濟改革(劉力群),社會整合(孫立平),文化重建(劉衛華)。此外,他還為《經濟學周報》寫了一篇短文《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歷史使命》,文章的開頭是:“以胡耀邦逝世為契機所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標幟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陳小雅的書中寫道:“當他的戰友─處在‘二線’的王軍濤鄭重宣佈,自己將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時,處在‘三線’的他,卻考慮如何與李鵬政府‘握手言歡’的問題去了。”她對王、陳二人的這種比照性寫法,已經對許多作者產生影響。在北京發現的多種“非法出版物”中,就是按照陳小雅的框架勾畫陳子明形象的。根據陳子明的一貫言行,根據社經所上下忙於籌集避難資金、轉移固定資產、囤積食品飲料的緊急部署,上述說法純屬天方夜譚。陳小雅說,參與討論者“多不願提及此事”,因為本來就沒有“此事”【異】,人家怎麼能夠給你塑造一個你心目中的陳子明形象呢。 (64memo反貪倡廉´89)

  陳小雅把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比作俯視他人的“上帝”,看上去好像捧上了天,隱含的意思卻是游離民運主流,被正人君子所不齒。事實上,陳子明在八九民運中的軌跡與其他知識分子的軌跡基本上是平行的。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密切關注和積極支持學生運動;當5月13日學生採取廣場絕食的激烈行動後,為了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全並支持黨內改革派在與保守派的鬥爭中佔據上風,千方百計地勸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異】;5月19日鄧小平、李鵬政府採取違反憲法的鎮壓措施後,則毅然與之進行決死的抗爭。當然,陳子明和他在社經所的朋友們(判決書所謂的勾結和糾集者)之所以被當局視為八九民運的“黑手”,必定也有一些特殊之處。4月17日,社經所兼職人員陳小平是把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隊伍帶到廣場的主要組織者之一。4月21日,陳子明和王軍濤前往中國政法大學,與陳小平等一起商議了當晚學生示威活動的口號和有關事宜,並提供3000元經費。4月23日,陳子明、王軍濤、陳小平等人前往北大,與王丹等就學運的現狀與發展交換了意見,並提供3000元經費。23日晚,社經所兼職人員、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發起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並因此而成為當局通緝的學生領袖中唯一的非學生。4月30日,社經所專職人員費遠、兼職人員鄭棣與其他人一起發起首都新聞界聯合行動。5月初,陳子明、王軍濤與首都高校對話團項小吉等就學生與政府對話問題交換了意見。5月中旬,陳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牆老戰士任畹町的傳單《四月人民民主運動何處去─三論我國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300份,供其散發。5月14日,陳子明、王軍濤在社經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開會分析學運的走向,劉曉波、王潤生、吳稼祥等23人與會。5月15日,陳子明、王軍濤、閔琦、劉衛華前往全國總工會,與總工會系統中青年幹部就學運發展為民運後的形勢交換了意見。5月18日和19日,王軍濤、陳子明在薊門飯店召集和主持了“聯席會議”的籌備會。19日下午,陳子明主持擬訂和傳播《告人民書》。5月22日晚和23日,陳子明發起並命名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此後,王軍濤一直是“聯席會議”的靈魂人物,張倫為“糾察總部”總糾察長,劉剛、鄭棣、白樺等多名社經所專、兼職人員擔任“參謀部”、“聯絡部”、“宣傳部”負責人。從5月20日開始,陳子明、王軍濤在繼續說服學生撤離廣場【反】的同時,著手準備第二方案,即在當局血腥鎮壓之前把學運和民運的領袖人物撤離現場,避免在亂軍之中遭遇不測。社經所專職人員畢誼民、謝小慶、于國祿、王之虹等具體組織了方案的落實工作。在這一方案的具體安排下,王丹、劉剛、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撤離了北京市區;周舵等則謝絕了安排,堅持留在廣場,組織了悲壯的廣場最後撤退。為了實施這一方案,社經所做出了重大犧牲。本來1989年4月至5月,社經所下屬的北京人才考試與評價中心正在進行國家8個部委局首次公開招聘國家工作人員的出題和計算機判卷工作,剛剛達到事業的高峰,但是,正是考慮到這個單位與八九民運關係較遠、安全度較高,陳子明決定由該中心為王丹開具了化名工作證,他的妻子王之虹於6月5日冒險進入戒嚴部隊重兵駐紮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在大批端刺刀軍人眼皮底下取出了所需的印章。陳小雅一再說陳子明拿別人當“棋子”、“人質”,“把中國的困難看作是取得權力的機會”,實在令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同】深為嘆息。 (64memo反貪倡廉/89)

  陳小雅劃分八九民運的“鮮血與糞污”的“框架性基礎”,一方面承認“黑手”的存在,一方面捍衛學生、市民和知識分子的純潔,這既不是一種聰明的辯護策略,更不是八九民運的歷史真相。趙紫陽和陳子明的個人榮辱對於“人民利益的監護人”來說,或許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但在事實材料尚不充分、被告人也沒有機會親自答辯【異】的情況下就匆忙做出結論,是否會影響到史家的清譽?在“六四”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還歷史以真相,這是對八九民運道義形象的最好維護。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7945.htm

曉華,「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六四檔案199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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