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
李洪林(大陸)
2005年6月1日
  

提要: 
  ﹒知識分子獨立發出政治聲音
  ﹒胡耀邦逝世引發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民主運動
  ﹒中共當局一開始就準備鎮壓
  ﹒當局強硬立場促使事態惡化
  ﹒「六四」屠殺——中共在政治上毀掉了自己
  ﹒學生運動敗於無計劃和無組織
  ﹒學生錯過了兩次良機
﹒編者插圖。四二七大遊行
     。絕食第二夜


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

李洪林(大陸)



知識分子獨立發出政治聲音  

  一九八九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又是《人權宣言》二百周年。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界普遍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這一年一開始就連續發生知識分子上書事件。最早是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然後是老作家冰心和哲學家王若水等三十三人發表公開信,支持方勵之的信件,要求釋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接著是老科學家王淦昌和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實行政治改革和取消以言治罪等要求。

  從自中共執掌政權以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它的意義不比尋常:

  首先,它表明知識分子已經不甘心充當共產黨這張「皮」上的「毛」了。一向乖乖聽黨的話的知識分子,如今要求黨來聽聽他們的聲音,而且表達意見的方式既非「交心」,也不是「匯報」,而是「公開信」,這就意味著他們要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了。

  第二,被清洗出黨的方勵之,不但沒有被「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居然有這樣多的名人支持他的公開信,這不光使中共難堪,而且蘊含著更嚴重的政治意義。

  第三,中共一向對文學家、藝術家、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存有戒心,在改造方面也抓的特別緊。但是對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中共一向優禮有加,比較放心,因為他們的專業是自然界和工程技術,離政治比較遠。然而這一波簽名運動卻有許多著名的老科學家都參加進來,這說明中共的政治舉措已經到了這個程度,連受到眷顧的科學家都忍受不住,覺得必須出來講話了。 (64檔案´89)

  在這些活動的前後,首都大學校園裡的民主空氣也一天天高漲起來。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組織了一個民主沙龍【近】,許多名流被請去演講或與學生交談,影響很大。 (64memo.com / 89)


胡耀邦逝世引發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民主運動  

  正在這個時候,胡耀邦突然在四月十五日逝世了。

  中共有史以來最得人心的一位總書記,在平反了千千萬萬冤案,使政治重壓下數以億計的無辜者站起身來之後,自己卻被打倒在地,並且含冤離開了人間。這個消息像晴空霹靂一樣,震碎了每一顆善良的中國人的心。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率領他的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了第一個花圈。獻花圈的人為了對此事負責,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彭克宏。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當然,這個行動理所當然地給他帶來可怕的後果:「六四」後被投入監獄。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第一個花圈引來了無數的花圈和數不清的人群。和一九七六年一樣,天安門廣場成了群眾的海洋。花圈和輓聯簇擁著人民英雄紀念碑,使它變成了海洋中聳立的高山,山上那巨幅胡耀邦畫像,憂傷地凝視著他生前為之獻出全部心血的悲痛的人民。


中共當局一開始就準備鎮壓  

  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也是最悲壯的民主運動開始了。

  運動的主力是大學生。他們開始時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反對腐敗【異】。真正促使運動擴大的是中共當局的某些人。他們通過三次無的放矢,或者說謊報軍情,一方面激怒學生,一方面激怒最高當局,既促使運動升級,又促成軍事鎮壓。 (Memoir Tiananmen/89)

  據陳希同事後向全國人大的報告,四月二十四日,李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已經把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異】,並且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這就是說,在那些天真的學生剛剛開始運用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時,最高當局已經組織好指揮部,把他們的合法行動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來對付了。接著,四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肯定「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64memo祖國萬歲 / 89)

  這種語言,人們都很熟悉。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來,凡是祭起「反黨反社會主義」法寶的時候,就是要對你實行政治打擊的時候。不料這一次這個法寶沒有把學生嚇回去,反而激怒了他們。社論發表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學生不約而同地走出校門,一次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發生了。他們衝破了警察的防線,從郊外遊行到天安門。和《人民日報》社論無中生有的指控相反,遊行隊伍沒有去「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的口號是「擁護共產黨」【近】,「擁護憲法」,「消除腐敗」,「打倒『官倒』」。 (64memo反貪倡廉/89)


當局強硬立場促使事態惡化  

  以後學生運動始終堅持兩點最基本的要求,這兩點要求很簡單,只有八個字:「要求對話,不是動亂」【同】(六四檔案´89)

  如果從四月二十七日以後,不論哪一天,當局只要遵循三中全會的實事求是原則,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承認學生舉行是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的示威立刻就能平息下來。然後雙方坐下來理性地對話,這事情早就解決了,以後的種種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然而當局卻不這樣做,始終堅持《人民日報》社論的強硬立場,寸步不讓。這就是學生抗議示威曠日持久的真正原因。 (64檔案 / 89)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已經是無的放矢了,然而當局忽然在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這是第二次無的放矢。學生遊行示威絕食靜座雖然給北京市內交通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這僅僅是公民在憲法範圍內和平地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絕對沒有發生任何「動亂」。相反,那些日子北京的治安恰恰非常良好。交通堵塞是任何都市都難以避免的,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因此就實行戒嚴?【近】顯然,如果不是蓄意使局勢惡化,也是神經過於衰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64memo中華富強-1989)

  更嚴重的是第三次無的放矢。六月四日凌晨,忽然宣佈北京市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實上直到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都沒有任何異常的表現。至於一些路口群眾阻攔軍隊進入市區,那是為了保護學生免遭屠殺,同時也是愛謢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人民群眾所有這些舉動,哪裡有一絲一毫「反革命暴亂」的成份?相反,製造暴亂的正是奉命向和平居民開火的武裝部隊。 (64memo.com - 1989)


「六四」屠殺——中共在政治上毀掉了自己  

  在國際上,一切侵略者攻入別國的理由永遠都是「對方先開了槍」。不幸的是這種倒打一耙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國內。當局宣稱手無寸鐵的和平群眾舉行了「反革命暴亂」,因此不得不動用坦克為前導的野戰部隊予以平定。

  這一次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當局收到了眼前的「功效」。他們也許明白,也許不明白,這種「功效」的代價究竟是什麼。向敵國的和平居民開槍都是戰爭罪犯,如今向自己的和平居民開槍又是什麼呢?暫且把法律問題放下不說,從政治上看,這場屠殺已經摧毀了統治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是永遠不能挽回的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身為十二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而不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那就說明他們的水平之低,根本不配當政。如果他們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而一意孤行,那就是已經喪失理智:不論屬於哪種情況,當局的合法性都被他們自己親手斷送了。 (64memo.com´89)

  當然,當局的失敗並不等於學生運動的勝利。應當說,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學生運動最慘重的失敗。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一二一運動,分別遭到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但是都沒有這一次損失如此慘重。

  痛定思痛,學生運動的當事人已經有過一些反思,但是存在分歧。從局外來看,也確有冷靜檢討之必要。

  首先,總的說來,這次民運之失敗是雙方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結果。中共掌權四十年,在中國大陸已經建立起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黨的領導」使中央(實際上是一個人,最多是幾個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的意志能立即無條件地貫徹到所有的角落,指揮一切,調度一切。面對這樣一個超級對手,示威的學生簡直就像一個嬰兒和拳王泰森在台上對壘一樣。「六四」坦克碾平了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實際演示。從這一點上說,民主運動遭到失敗,是必然的。 (64memo.com-2004)

  當然,事情發展到「六四」,也有一個過程。當局也並不是一開始就要動武的。當他們受到全世界譴責時,曾有「不得已而為之」的表示。這也是事實,不過卻是在「決不退讓一步」(堅持《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的錯誤立場)的前提之下的「不得已」。前提就錯了,「不得已」當然站不住腳。不過政治鬥爭最後都是以力量對比來決勝負,而不是以非曲直來分高下的。 (64memo中華富強/2004)


學生運動敗於無計劃和無組織  

  反過來再看學生這邊,就不能不為他們扼腕嘆息了。當局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極少數人」掀起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其實學生的失敗恰恰在於他們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特別是沒有領導。這場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異】。只是胡耀邦逝世這個偶然因素,觸發了中國社會積累了多年的矛盾,才演變成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以來跛足改革(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所積累的矛盾,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路線統治所遺留的矛盾,以及一九一九年以來從未實現的民主與科學的訴求,都匯集到一起爆發出來了。 (六四檔案-2004)

  這個運動來得太突然了。不但官方毫無準備,學生也毫無準備。被指控為幕後操縱者的黨內外民主派知識分子,所謂「動亂精英」,更是毫無準備。人們都是倉促上陣,使這次運動一開始就處於無政府狀態。當然,學生們也有某種組織,比如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就有「指揮部」,也有談判代表,但是卻不具備應有的權威。比如五月十四日,談判代表答應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是廣場上卻有人不答應,結果就不撤【異】。這種「有組織」,和無政府狀態有多大區別呢?以「烏合以眾」(不是在貶義上使用這個詞)對抗歷史上最集中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那勝負的格局早就注定了。 (六四檔案´89)


學生錯過了兩次良機  

  正因為學生運動是無組織的,所以有幾次可以爭取較好結局的良機都錯過了【異】(64memo.com - 89)

  一次是五月十四日,十二位學者作家到廣場勸說學生撤離。一次是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學生發表書面談話。(見本文「附錄」)

  十二學者作家,都是在學生中頗有影響的人,他們以學生的朋友身份出面呼籲,這本是結束絕食的絕好時機【反】:不是在政府的壓力下屈服,而是接受了朋友的意見,並且保持了民主運動的勢頭,為以後開展和平和理性的對話,促進政治改革贏得了很大的空間。可惜的是這個呼籲最後遭到學生拒絕。(注一)【異】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趙紫陽的書面談話代表官方立場。這個談話對學生運動有相當高的評價。他勸學生停止絕食,當局決不「秋後算帳」,並答應繼續對話。應該說,這是當時學生所能爭到的最佳結局了,可惜同樣被學生拒絕。顯然,學生運動的領袖們不懂得,政治需要妥協。現實的政治,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純粹,或百分之百地實現某一方的意圖。某種妥協,某種程度的適可而止,以便鞏固已經取得的陣地,或避免喪失更多的陣地,是一種高級的政治藝術。這種藝術,對於弱勢的一方尤其重要。當學生領袖封從德在廣場上用擴音器領導學生高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以拒絕撤離的時候【反】,那氣氛的確很壯烈。但是當坦克車開進廣場的時候,能用這個口號鼓舞學生們用肉身去阻擋鋼鐵的履帶嗎?事實是「六四」凌晨學生們不得不在槍口下撤離廣場。這仍然是妥協,保全了廣場學生的生命。但它的代價卻是學運初期爭得的東西全部喪失,外加幾千人的死傷。 (64memo.com´89)

  當然,下令開槍的罪責是沒有任何開脫餘地的。即使當局有權強制執行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也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既然有幾十萬大軍,那麼,兩個大兵抬一個學生,押上汽車送回學校,那不就完事了嗎?然而下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這就是蓄意殺人,將來此事是絕對逃不過正義審判的。

  不過也應該看看另一方面,因為雙方都有迴旋餘地。當局有槍,「開槍」和「不開槍」之間,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學生有腿,「走」和「不走」之間,則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只要雙方當中有一方採取理智的態度,慘案就有可能避免。結果呢,當局做了錯誤的選擇,學生也做了錯誤的選擇。雙方的錯誤性質不同(官方有心,學生無意),但學生畢竟為它付出慘重的代價。五月十四日或五月十七日學生領袖們如果從政治上考慮而不是從感情上考慮,就有可能體面地撤離,而不是在槍口下撤離,就有可能保住已經爭得的民主成果而不是全部失掉。這樣,構成當代中國歷史最黑暗一頁的「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 (Memoir Tiananmen´89)

  這次慘案的全部內情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真象不可能長久隱瞞下去。不過,如果不去猜測具體的人和他們的東窗密謀,而是從光天化日之下的政治形勢來分析,事情是很清楚的。連續三次謊報軍情,平空韋y所謂「有計劃的陰謀」,所謂「發生動亂」和「發生反革命暴亂」,正是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製造借口。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寫這幾個字,正是在演「賊喊捉賊」的把戲。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使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64memo反貪倡廉 - 89)

  (注一)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代表李鐵映(政治局委員)、閻明復(書記處書記)與學生談判陷入僵局。他們要求光明日報記者戴晴邀請一些學者作家出面,勸學生撤離廣場。其中有于浩成、嚴家祺、李洪林、劉再復、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溫元凱、蘇煒、麥天樞和李陀等共十二人。他們和學生代表對話【異】,代表們接受了他們的「緊急呼籲」,但要求這十二位學者作家利用他們的影響直接到廣場去說服學生。 (64memo.com/2004)

  當晚這十二人到廣場上宣讀「緊急呼籲」,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但正要達成共識的時候,一位學生領袖忽然奪過擴音器,慷慨激昂地拒絕撤離,並且領導學生們宣讀「絕食誓詞」,最後連呼三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就這樣,使撤離廣場的談判完全淹沒在震耳欲聾的激烈口號當中而陷於失敗。這次絕食的良性結局機會,就這樣錯過了。據戴晴辨認,中斷這次對話的學生領袖,是柴玲和封從德【反】(64memo.com - 89)

  五月十七日夜間,李洪林、于浩成和嚴家祺三人又一次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指揮部,勸他們「見好就收」【異】,在十七日全市百萬人大遊行勝利結束之後,於次日結束絕食,撤回學校,轉入正常的學習,並和政府繼續對話,以促進民主。當時指揮部只有兩名成員,不能作出決定,但答應找其他成員一起討論三人建議。事後證明,這次建議也被拒絕。五月十七日的機會錯過之後,當局在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學生們連體面地撤離都不願意,當然更不會在軍事壓力之下撤離了。 (64memo.com / 2004)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5443.htm

李洪林(大陸),「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爭鳴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32/332spfeature/spfeature08.html200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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