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六社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
吳庸
2004年12月9日
  

1989年“四二六社論”的始作俑者

吳庸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認為學潮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這一定性如火上澆油,激起北京一二十萬學生上街抗議、百萬市民夾道歡送。“四二六社論”一下子激怒學生,學潮急劇升級。這個社論是如何出臺的?眾說紛紜。

  (1)鮑彤的《咫尺天涯念紫陽》說得簡略:“趙走後(23日下午去朝鮮),李鵬找鄧小平匯報,鄧小平一句定性,人民日報發社論‘反對動亂’,形勢急轉直下。”

  (2)《八九民運大事記》的記錄是:4月24日“李鵬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定性為‘動亂’。”4月25日“鄧小平接見楊尚昆、李鵬。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傍晚,中央電臺播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六四檔案 / 89)

  (3)《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的記載是: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認為“學潮形勢已經十分嚴竣”,擬向中央提出“明確表態”、“組織反擊”等四項建議,“向萬里同志匯報”,“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李鵬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當前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決定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4月25日“上午,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當晚“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出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64memo反貪倡廉/2004)

  (4)《鄧小平最後歲月》的敘述是:“趙紫陽出訪平壤,把處理學運的大權交給李鵬,李鵬一伙也就毫不客氣地行動起來,他們非但不聽從趙紫陽的囑咐,反而向趙紫陽的話相反去做。”“四月二十四日夜堙A李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由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個早就準備好的,係統的長篇講話。”要點是:學生被少數壞人操縱,矛頭對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準鄧小平;中央主要領導人軟弱無力。“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到鄧小平家,向他匯報昨天常委會的情況。”鄧小平作出“動亂”的定性。“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廣播電臺已經播放翌日將刊出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64檔案´89)

  從上述材料可以理出一條大致線索:趙紫陽出訪,北京市委發出形勢嚴竣的呼籲,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會議討論北京市委意見,作出與趙紫陽思路與安排相反的“動亂”定性及相應決定,由鄧小平拍板後當即執行。看來,“四二六社論”是循由北京市委→李鵬→鄧小平的途徑出臺的。然而,事情真相果然如此嗎?其中存在幾個疑點應該破解。

  最近披露了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於2000年對趙紫陽的採訪錄音,趙所講當時高層處理學潮情況是彌足珍貴的史料。對1989年4月22日北京數萬大學生衝破阻力到天安門廣場參加追悼胡耀邦儀式一事,趙紫陽談了當時的分析:絕大多數是借悼念胡表示對腐敗不滿,對胡下臺方式不滿,對反自由化不滿,對改革開放全面收縮不滿,“也確有少數人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趙在常委會上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道理,因此,除打、砸、搶、燒、衝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保護手段。這些分析和方針,在常委意見一致基礎上,以文件形式通知各地、各部門。趙訪朝前,還對學潮談了三點意見:悼念活動已結束,對學生遊行要勸阻,要復課;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避免流血,但對打、砸、搶、燒、衝要依法懲處。常委同意這些意見。“四月十九日,我就訪朝鮮事問鄧,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他當時都表示支持。”趙認為:“如果那個時候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這麼大。”令趙不解的是,他前腳赴朝,李錫銘、陳希同後腳就找萬里,要求向常委匯報,李鵬果然即時召開常委(或政治局)會,於是“四二六社論”出臺,趙紫陽驚呼:“真是非常的快啊”。社論關於“動亂”的定性,“我訪問朝鮮以前,李鵬從來沒有談過這些看法。”“事情就是奇怪得很。”趙本有條件把這個“奇怪得很”調查出眉目來,可惜他書生氣了,只好承認“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就不清楚了”。由此成為一樁懸案。 (64檔案/2004)

  李錫銘、陳希同的表現確實“奇怪得很”。天安門廣場悼胡活動高潮是3位學生長跪人民大會堂臺階要求李鵬出面接受請願書,未果,憤激的學生因此喊出“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這已經成為中央全力對付的事態。按中共慣例,既然中央直接處理,地方只宜從旁協助,不應指手劃腳,顯示自己高明。李、陳卻一反常態,親自找中央要求“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還“建議黨中央、國務院儘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解決群眾長期以來議論最多、反映最大、意見最集中的一些問題,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群眾,贏得黨心民心”。凡此種種均超脫中共黨內關係潛規則。再者,中央對學潮形勢的分析及應對方針已作為文件發下,李、陳當然了解。作為地方領導,突然地、急迫地要求中央討論在這一重大敏感問題上自己與中央唱反調的主張,要冒很大風險。試想,1961年七千人大會,毛一再敦促,陳雲卻一言未發。為什麼?他吃不準毛對糾正錯誤的真實態度。看準風頭表態,是能在中共立足的訣竅。彭德懷不諳此道,即使在上書中基本肯定“大躍進”也招來終生禍患。李錫銘、陳希同提出的是與趙紫陽中央截然相反的一套,如果事先不辨準風向,這些在高層混了多年的大員,是基於什麼產生這樣的膽量呢?趙紫陽對李、陳的評價是:“李錫銘比較老實,就是保守傳統,陳希同比較鬼。”李的“老實”、“傳統”應該表現為忠誠維護中央決策,怎麼突然對準中央鋒芒畢露起來?陳既然“比較鬼”,能夠不看準機遇就同李一起跳嗎?所以,李、陳此舉必須有合理解釋才能有說服力。 (64memo.com´89)

  李鵬也“奇怪得很”。他對趙紫陽關於學潮的分析和方針本無異議,還把趙行前對學潮三點意見向鄧匯報,知道鄧也同意,為什麼突然接受北京市委要求,馬上作出與原有決定根本不同的決策?他主持的這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制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制止動亂社論,這樣的大動作,如果沒有十分把握獲得鄧支持,能夠如此冒失麼?如果他有這樣的把握,那麼,這個把握是從何而來的?這都需要依據事實逐一厘清。 (64memo.com´89)

  鄧小平長年在炮火中出生入死,在運動中扼頸絞鬥,腦子堨R滿克敵意識。階級鬥爭觀念引導他觀察問題時敵情觀念特強。任何群眾抗爭,他都能識別出其中隱藏“別有用心者”、“黑手”,於是社會的一般性不滿也就升格為敵對階級的破壞,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從而展開。在對待學潮的基本評價上,鄧的思維不能超越這種慣性。李鵬於炮製“動亂”決定次日與楊尚昆面見鄧小平時,鄧其實對學潮的觀察已成竹在胸。他對李、楊說:“現在他們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亂。”“這場動亂,有後臺,有黑手”。(《鄧小平年譜》)在鄧氏概念中,群眾行使言論自由權、遊行示威權、結社集會權均屬“鬧事”,嚴重一點則是“動亂”,更嚴重的稱“暴亂”,他一律視為敵對活動。公民申訴要求,反映不滿,批評政府弊病,提出改革建議,在他看來均是“亂哄哄”,他說:“中國不能亂哄哄的”,“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他的話就是法律,不可等閒視之。“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鄧選》3卷212、286、211頁)這些話是1987、1988年說的,於“六四”兌現:30萬大軍包圍,機槍掃射,坦克碾壓,鐵與血較量,這就是鄧的權威。什麼公信力,什麼合法性,什麼社會基礎,什麼民眾擁護,一概不予考慮,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現居美國的學者于浩成均證實,鄧揚言“殺掉20萬,穩定20年!”為求得鴉雀無聲,毀滅20萬生靈在所不惜,這就是嗜血者的霸道。4月25日他向李、楊提出“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信報》2001年1月18日24頁)這一決心當時由中央傳達到地方,由黨內傳達到黨外。趙紫陽說:“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採取強硬方針”。什麼是“強硬方針”?就是鄧所說“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寧肯活活殺死20萬人。呵!多麼恐怖! (64memo中華富強/2004)

  鄧小平長期在高層活躍,縱橫捭闔之術自然高人一籌。他慣用的“兩手策略”,就是縱橫捭闔手法。所謂“兩手”,就是一手支持你獨立應對,另一手再準備一套如意之策,隨時取而代之。在八九學運中,他曾屢試“兩手策略”,現在讓我們見識見識這種手法。第一次:鄧表示支持趙紫陽對學潮的疏導方針,同意趙對悼胡後學潮的三點意見。按照疏導方針,權力機構與學運相互接近,有可能開啟初步政治變革,並可使以學生為代表的民眾的要求得到初步滿足,學潮得以平息。但,平白出現“四二六社論”的干擾。趙紫陽自朝返京後發現“社論”是驅使學潮高漲的關鍵,欲修改社論,遭李鵬堅決抵制,於是去北戴河向鄧請示,鄧的回答非常大方:“你們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勢,只要能穩定,就不要管我講過什麼,你的主意行得通,就照你的辦。”(《鄧小平鎮壓學運的前因後果》,《鏡報》1989年7月號)如果是呆人,就會理解為連“動亂”二字都可取消的。這第一手顯示鄧本人開明、理智。第二手:悼胡儀式,3學子跪送請願書,李鵬拒接,拒接的根源在鄧。4月21日鄧指示:“現在不要見學生,開過追悼會之後,學生就沒有再鬧的理由,如果再鬧,性質就變了,到時候我們就主動了。”(同上)鄧阻止接見、對話,實際是反對疏導,與同意趙紫陽的疏導方針恰恰相反。“到時候我們就主動了”,可見一開始就在尋找藉口,伺機鎮壓。4月25日他對李、楊明言:“我們還有幾百萬解放軍,怕什麼!”(同上)這第二手顯示鄧本人老辣、狠毒,這是他的真實心態。兩手策略,第一手為虛應,第二手是實策。鄧認為,兩手交替運用便於進退自如。 (64memo.com - 89)

  現在看第二次:當學潮發展為民運,民主自治組織紛紛成立,各界支持學生與政府對話的要求非常強烈,全國各地遊行示威規模越益壯大時,趙紫陽仍不放棄疏導方針。他衝破重重阻礙,繞過“四二六社論”,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擬定了體現為六點措施的具體方案,在5月8日常委會、5月10日政治局擴大會上進行醞釀,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也積極響應,予以配合。5月13日趙紫陽、楊尚昆謁見鄧小平,談趙的思路和方案,鄧回答:“都同意。”鮑彤說:“我聽了以後高興極了,我覺得鄧小平在改革問題上是經常支持紫陽的”,“學生的要求能夠滿足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借這個機會全面展開,我覺得非常高興”。(RFA2001年9月3日《心靈之旅》)這是鄧的第一手。與此同時,5月8日起他接見各軍區司令員、政委、部分集團軍軍長、政委。5月13日他向陳雲等15位黨政軍老人通報:“軍隊的立場是絕對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指揮的。其他人連一個師、一個團甚至一個警衛中隊都調動不起,我是很放心的。”同時下令從瀋陽、濟南軍區調兵進京5月15日他通知黨政軍40多位老人:待戈爾巴喬夫訪華結束實施軍管。所有這些均對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保密,趙被蒙在鼓堙C這是鄧的第二手。當趙一心一意準備按照鄧的“都同意”,繼續衝破阻力,布署公佈清理官倒情況、公佈副部級以上領導人收入和身世、取消75歲以下領導人特供、由全國人大常委設專門機構審查副部級以上領導人及其子弟違法亂紀案件、儘快制訂新聞法時,鄧小平那邊已經將部隊陸續調至京郊,與老人幫己經做好溝通。鄧的這兩手更加突出地顯示,第一手是虛應,第二手是實策;第一手吸引人們視線,第二手進入實質操作。鄧有“貓論”、“摸論”,那是公開的,這個“兩手論”是暗藏的,只能意會,從未言傳。 (64memo.com´89)

  至此,可以將本文分析做一概括了。趙紫陽對“四二六社論”出臺“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的質疑似可給以肯定的回答。北京市委一反常態和李鵬迅即應和的背後必有強大的權力支撐,促使他們突然強硬起來,而且一直強硬下去,成為鷹派。只有強大的權力介入才能解釋北京市委的反常和李鵬的迅速反應。這個背後的權力就是鄧小平。翻翻歷史就可知道,1980年代鄧經常批評中央領導對學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意即沒有上綱上線、堅決鎮壓。胡耀邦沒有緊跟,成為下臺的重要原因;趙紫陽企圖與學潮和解,被鄧視為軟弱,所以趁趙赴朝時機,突然拋出“動亂”定性,造成強壓勢態,迫使趙接受既成事實,無奈趙遲鈍,不能緊跟,乃至最終分裂。至於權力向鎮壓傾斜的意圖如何傳達給李鵬和北京市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揭露,但這個傳達過程無疑是存在的。所以,“四二六社論”始作俑者,鄧氏小平也。官方似乎也支持這一推斷:《鄧小平年譜》162頁明確記載1989年“4月24日晚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決定成立中央制止動亂小組。趙紫陽訪朝,未參加此會。此會是在鄧指示下召開的。”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此會是在鄧指示下召開的。”這是不打自招! (64memo.com - 1989)

  附筆:有兩條資料不忍割愛,附綴於此。

  (1)鮑彤為趙紫陽起草1989年5月4日會見亞銀理事會年會代表時的講話,接到鄧小平女兒鄧榕電話,要求講稿中突出鄧小平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內容。

  (2)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講到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變。鄧小平女兒鄧楠打電話給趙,嚴詞斥責。她根本不聽趙的解釋,只是厲聲質問:為什麼把鄧在中央具有最後拍板權講出來,這是明擺著將社會矛頭指向鄧,將火引向鄧!鄧的家人居然參與中央軍委主席與總書記之間的政務,這一家子真是夠忙的。由此想到儲安平君批評中共“黨天下”,其實不夠準確,在某種條件下應稱為“家天下”才符合實際。“文革”時,以毛為首、“文革小組”由江青主政、具體事務由“文革”辦事組李枘負責,三人號令天下。鄧時代則由鄧小平、鄧榕、鄧楠頤指氣使。江時代由江澤民、江綿恆操持政經大事。當然,這種家天下的威力是越來越小了。難怪九斤老太感嘆道:“一代不如一代!”阿彌陀佛! (64memo祖國萬歲´89)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3815.htm

吳庸,「“四二六社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浴火鳳凰 http://www.yhfh.net/print.php?sid=195920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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