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行動──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央情報局活動
Mark Perry
2001年11月14日
  

編者按

  八九年的五月﹐我在廣場上瞎忙。有一天﹐一個人神秘地給了我一個名片﹐說是美國大使夫人包柏漪的﹐說有困難可找她。月底﹐又有一位戰友對我說﹐英美大使館給了幾十本護照(20還是40記不清了)﹐問我要不要。六四中午﹐我們撤回北大﹐一位廣場上的活躍分子見我們還在北大轉悠﹐問我們要不要去人大﹐說那裡有知識分子組織逃亡的秘密聚會(後來才知道是王軍濤陳子明他們﹐包括王丹等人“已在六四屠城前撤离了北京市區”)﹐可以發給大家幫助逃亡的證件(如果我的記憶沒錯﹐他說的也是護照)﹐問我們要不要。除了包柏漪的名片我收了交給指揮部的秘書以外﹐兩次“護照”我都沒要﹐心裡有點氣﹐臉上掛些不悅﹐嘴裡卻沒說什麼﹐覺得有人為了自身安危也是在情在理。 (64memo.com´89)

  如果我和“中央情報局”或所謂的“黃雀行動”有任何關係﹐上面所述就是全部的線索了。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西方大使館怎麼可能在廣場發護照﹖那些“護照”長成什麼樣﹐到底是中國護照還是外國護照﹖如果說是簽証﹐那時我們連中國護照都沒有﹐又簽個什麼勁﹖實在不明白。

  後來﹐我和柴玲逃了十個月﹐才離開中國﹐這大家都知道。下面這本書說什麼“由於西方情報機關的努力,使中國通緝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脫逃”、而且組織出逃“如此復雜的行動沒有中央情報局的至少是緘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其他人我不清楚﹐至少我和柴玲是反證。我們離開中國﹐沒有靠外面任何人和組織﹐也沒靠外面一分錢。

  我沒讀到英文原文﹐但從這篇譯文來看﹐這不知道是什麼人、又為了什麼在胡吹。


封從德      12/8/2002 10:11:00 AM
修訂於:12/22/2002 11:25:00 AM


黃雀行動--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央情報局活動

  送交者: 馬克.佩裡 於 Wed Nov 14 18:23:18 2001:

  本文摘自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中央情報局最新秘聞》

  根據美國紐約William Morrow出版公司1992年版翻譯

作者{美}馬克.佩裡


  ECLIPSE

  The Last Days of the CIA by Mark Perry

  李潔明,1951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就開始了他的中央情報局生涯,先後在日本、台灣、菲律賓、柬埔寨、老撾和泰國擔任行動官員。1965年任老撾情報站副站長,1968年調任香港情報站副站長.當布什到北京任職時,李潔明是中央情報局過去還未設置過的中國情報站站長.在布什離開北京返國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李潔明也返回美國的蘭利擔任國家情報官.此任命使他成為情報界首席中國問題專家.在布什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9個月的任內,李潔明,深為布什所倚重.李潔明在1978年從中央情報局退休,擔任多家美國公司的顧問,其中包括達拉斯亨特石油公司.1980年李潔明又重返公職,擔任裡根競選班子的一名較晚參加的工作人員。 (64memo.com-89)

  ...........................................

  第一個報告在6月3日晚到達,報告稱在距離天安門廣場西邊一英裡多的地方發生了沖突,那剛好是報紙刊載布什選派李潔明出使中國的消息4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從燕京飯店高層的一個房間裡用保密通訊工具同美國大使館聯系,在晚上十點零三分發出第一個報告。

  在天安門事件期間,美國大使館的一些要員,擔心他們自身的安全紛紛逃出了北京。6名國務院官員以及更少一些的情報局雇員,幹脆逃回了美國。隻有李潔明和國務院情報組長等5名大使館負責官員留了下來,對付這個似乎處於內戰邊緣的巨大的國家出現的一片混亂局面。基於他的級別和經驗以及中情局站長的離去,李潔明成了美國在北京的事實上的首席情報官員,這是他14年以來的第一次。幸虧他預測中國政治局下令驅趕的時間以小時計,所以他能及時派出幾個情報小組觀察情況。其中一個派在燕京飯店,一個在天安門以東的北京飯店,另一個深入到廣場內部。另外兩個小組派在京倫飯店和位於廣場以南的友誼飯店。李潔明接到的最令人感興趣的報告,是派到天安門廣場的一個美國情報小組在6月4日凌晨兩點發出的。報告說:中國安全部門官員在仍留在廣場內安營紮寨的學生中間來回做工作,勸他們離開廣場。美國情報小組推測,一個特別安全單位在軍隊進駐之前就派到了廣場,它的明確目的是阻止流血。 (六四檔案-1989)

  據中情局諜報人員發現,中國安全人員還安裝了大擴音器,勸說學生們和平撤離廣場【異】。安全官員在廣場周圍的建築物上俯瞰廣場內的學生們,有些人打著手勢示意他們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異】。早上四點,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作為一種警告。最後,留在廣場的一小批頭頭同意離開【異】大約凌晨五時,廣場內的學生列隊離開天安門,向東邊的北京飯店方向走去【反】(64memo.com´89)

  布什政府把中國看作是對付蘇聯在亞洲影響的戰略性的抗衡力量,這在對地區的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強有力的影響。隨著天安門事件而來的,這個政策對中央情報局的一些最危險的掩蔽計劃中的一項產生了甚至更重大的影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黃雀行動”──從中國秘密營救“民運”的最重要的領袖們的行動的非正式名稱──仍然是布什政府嚴加保守的秘密之一。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顧問們──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詹姆斯﹒貝克、羅伯特。蓋茨──害怕這個計劃會激怒中國的領導人,而且也許會使他們投入蘇聯人的懷抱。盡管如此,規模巨大的秘密營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說:“讓我們這樣說吧在六四事件之後,如果沒有得到白宮的批準,情報局在中國是不會有任何動作的。這件事是總統的裁決。”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6月4日事件後的6十月,部署在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幾十名最寶貴的特工人員組成的網絡,為那些“民運”最重要的組織者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和脫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報局在批準這項營救計劃時事實上別無選擇。他們知道情報局在大陸建立的廣泛聯系網絡,使得一項總統的裁決成為多余之舉,因為不論華盛頓當局會說什麼,美國情報人員都會發起這場地下營救行動。事實上,布什所批準的是一項已經在進行中的計劃,它實際上在暴力發生的當天就已開始。 (64檔案´89)

  “蘭利之爭”的陰影,可以在6月事件之後的幾件鮮為人知的事件中辨認出來。例如,沖突那天的清晨,兩個最重要的“民運”領袖北京師范大學的吾爾開希和南京大學研究生李錄【反】神秘失蹤,中國安全部門全力搜尋不得。6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另外兩個異議人士,優秀科學家萬潤南和趙紫陽的秘書嚴家其,也到了西方國家。所有這四個人的脫逃,是因為有一個支持者的網絡才有可能.他們為出逃者事先準備了身份証、大量現金、偽造的火車票,以及沿著一條從北京到東南的“地下鐵道”的一連串的安全住所,在東南沿海,異議人士或是坐船經過變化莫測的海路偷渡至澳門,或經由陸路去香港。如此復雜的行動沒有中央情報局的至少是緘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64memo.com´89)

  中央情報局擔當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潔明決定幫助處境最危險的“民運”領袖前往西方預示出來。在5月的最後一周,李潔明輕率地為200多名中國人簽發簽証,包括學者、科學家和學生,有時甚至借錢給他們賣火車票或飛機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點。這筆錢從大使館的“特別應急基金”中撥付。在事件發生後,李潔明還為美國工作的寶貴的情報人員提供後勤支援,讓他們尋找逃出中國的出路。按照李潔明的一位同事所說,這“使人想起我們從西貢撤出的情景,不過這一‘次我們沒有甩下我們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潔明成功地吁請釋放一些被捕學生,然後就是使他們從北京在“安排下無影無蹤”。許多這些年輕人後來都到了西方。當情報局在中國缺少可靠領導的情況下,李潔明再度擔任了中央情報局北京站站長。 (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在“六四”後的第二天,中國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一群記者的護送下進入美國大使館。方勵之知道怎樣利用新聞記者來保護自己,有一次他還曾經躲在一位著名的美國新聞記者的旅館住房中。李潔明大使仍然極力保護提供合作的來源和方法,僅僅提供一個模糊不清的解釋。他認為“中國還不是一個萬能的極權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共產黨的情報網和中國安全警察是竭力阻止異議分子逃亡的。 (六四檔案/2004)

  在六四後不到兩周,在全國公布了21名首要通緝犯名單.當共產黨在全國重新建立起它的權威後(“六四”事件在中國70個城市引起騷亂),“民運”的同情者越來越難以組織起大規模的聯絡和採取成功的行動了。在從1989年7月初到12月末的這一危急時期中,中央情報局在文化大革命後招募的特務,向中央情報局請求幫助。

  “黃雀行動”雖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運”同情者們組織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總督和澳門的法國高級情報人員的注視。中央情報局香港情報站起初還與“民運”同情者保持“一臂之遙’的距離。不久,情報站便通過美國在大陸吸收的一大批特務為營救“民運”人士出主意和提供支援。幸運的是中央情報局處在幫助這次行動的極好的地位上。這要歸功於中央情報局東亞問題專家約翰﹒吉爾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天荒地在中國招募特務,他們提供了使這次行動成功所必需的聯絡工作。盡管吉爾胡利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就已去世,他所建立的大陸上的情報網仍完好無損,他們在地下營救活動與在港澳的有關團體之間提供了首先的接觸。當時,中央情報局在北京的最顯眼的行動,是與在廣場負責示威者安全的小批小批的學生接觸。其中之一叫做“敢死隊”,它最為激進‘在6月中旬示威活動的高潮中,吉爾胡利先前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招募的特務與“敢死隊”接觸,為的是評估運動領導的素質,估量最後成功的機會。在天安門事件後的幾個月裡,當敢死隊成員成為營救行動的核心力量時,這些早期接觸,被証明正至具有更大的價值。 (64memo.com / 89)

  港澳同情“民運”人士的營救網,在7月和8月發展成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鐵道”。隨著營救行動的擴展,採用了更為復雜的躲避追蹤的方法,如偽裝術、擾頻電話、夜視鏡、紅外線信號裝置,還有快艇和海岸營救行動使用的武器。一個中央情報局官員証實,“大部分高技術的裝備是由中央情報局提供的”,它經由為此特別目的而在香港設立的前線機構來執行。盡管動用了情報局在中國內部的最重要的關系,但是營救行動並非中央情報局“包辦”或“單幹”的行動。許多西方情報機關為使地下行動成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當然還有美國人。由於西方情報機關的努力,使中國通緝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脫逃【反】(六四檔案´89)

  天安門事件幾周以後,一批逃出中國的學生、異議人士和知識分子,在巴黎出現在新聞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這一個團體的建立是“黃雀行動”的圓滿成功。(“黃雀行動”還在繼續將異議人士秘密運往西方)。盡管如此,中央情報局官員拒絕承認他們在營救行動中的作用。情報局默默地跟隨在喜氣洋洋的國務卿貝克的後面,貝克公開感謝法國政府“削減繁瑣官方程序”,接納中國逃亡者在法國避難【同】。這樣一來,全世界都知道,主導營救行動的是法國。 (64memo.com / 89)

  營救行動開始半年以後,快到布什總統結束其第一年任期,這時環繞“黃雀行動”的秘密堅壁開始裂開,首度公開曝光。中央情報局官員私下對美國公眾表示真正的詫異,因為他們居然聽到這樣聳人聽聞的表面故事。說美國政府沒有支持法國政府的營救努力.中央情報局官員仍然默默承受痛苦,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稱讚。但是布什政府不願對“黃雀行動”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擔心如果將中央情報局的活動原原本本公開出來,將把中國推入蘇聯掌握中.中央情報局認為沒有這種危險──中蘇聯盟恢復元氣是根本不可能的.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介入營救行動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相信,白宮關於中蘇關系的先入之見,從布什總統在天安門事件後幾個月就決定派遣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到北京執行秘密使命’一事得到反映。這位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抵達北京之際,適值中央情報局人員正在公海上與“六四”事件中的同樣的軍隊進行炮戰。不公開的斯考克羅夫特的使命,對那些招募了冒著生命危險的年輕異議人士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們來說,絕對是一劑苦藥。其中有兩位異議人士(目前仍不能公開他們的身份),星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特務。他們在天安門事件後被捕,下落不明。 (64memo.com - 1989)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322.htm

Mark Perry,「黃雀行動——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央情報局活動」,大家論壇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200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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