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向東﹐男﹐出生于1968年8月13日﹐遇難時21歲﹔生前為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四車間工人､北京儀器儀俵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三年級學生﹔89年6月3日晚11時左右于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4日晨死于復興醫院﹔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64memo.com)
1:徐玨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
吳向東﹐男﹐出生于1968年8月13日﹐遇難時21歲﹔生前為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四車間工人､北京儀器儀俵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三年級學生﹔89年6月3日晚11時左右于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4日晨死于復興醫院﹔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64memo.com)
89年6月3日晚8時﹐向東送女友出門一直未歸﹐約于當日晚21時在長安街復興門橋遭解放軍射擊中彈﹐當時被市民送往復興醫院掄救﹐約6月4日凌晨與世長辭。6月3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來回于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商店門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淒悽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著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纍纍﹐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可悲啊﹗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著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孔密集。到了前門﹐解放軍早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訴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有學生了。此時已是4日中午﹐我們在迴轉的路上﹐見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著熊熊大火。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 |
接著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400百多人﹐大家都簇擁著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死體中一個個去辯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見到兒子。在眾多市民的建議下﹐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5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排著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著死難遺體。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單﹐詢問旁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50多個名單都是放在車棚裡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裡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屍體﹐醫生們扶著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週圍密集地擺著一具具悽慘悲壯﹐憤恨不屈的英烈們的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撲向他﹐大聲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那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英俊的､視死如歸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未閉。但還沒有等我扑倒在兒子身上﹐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著﹐掙扎著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扶的雙手。(64memo.com)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小伙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7日﹐在30萬戒嚴部隊警戒著北京城的夜晚﹐在眾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埸急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1－2厘米﹐射出口為2-3厘米﹐傷口四週被灼燒成一個圓洞。(64memo.com)
我的兒子離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沒有死﹐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那21歲短暫的生命﹐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一生﹗我兒子曾在5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九月底﹐我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買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吳衛東騎著一輛黃色自行車﹐車後安放著胞兄“吳向東”的骨灰盒﹐就算是“靈車”。我身著白衣騎車緊跟衛東衛護著向東的“靈車”。一路上﹐長安街兩旁一隊隊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槍口對著大街﹐街上不時馳過全付武裝､裝有機槍的軍車。我們是在這白色恐怖下安葬兒子的。我們為兒子立了一塊墓碑﹐碑上刻著紅､黑二種體字﹐紅的寫著“吳向東之墓﹐生于1968年8月13日﹐死于1989年6月4日。”黑的寫著“立碑人﹕父吳學漢﹐母徐玨”。
但是﹐誰又能想到﹐1995年11月﹐兒子向東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吳學漢”四個黑色字體竟然改寫成了紅色字體。父親也跟隨兒子向東走了。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壯年漢子終因悲傷抑鬱過度而得了絕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為了討回公道﹐多次求告無門。
幾年後﹐我們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難家屬群體﹐從此他獲得了力量﹐同其他難屬一起從事難屬的救助活動﹐一起為討回公道奔走呼號。但是﹐我們也因此長期遭受“安全部門”的跟蹤､監視。蒼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難道能讓視生命為草芥､視法律為兒戲､任意踐踏人類生命尊嚴的劊子手李鵬永遠逍遙法外﹗我們﹐一群“六•四”難屬﹐向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已申訴了五個年頭﹐可那些所謂的“委員長和委員們”﹐對我們的要求始終置之不理。現在我們醒悟了﹐站起來了。真理屬於全人類﹐全世界。我們要走向世界﹐懇請､呼籲聯合國和世界人權組織為我們死去親人討回公道﹐用國際法懲辦殺害無辜人民的罪魁禍首李鵬﹗讓真理的光輝照亮全世界各個角落﹗(64memo.com)
徐玨1999.1.21
2:袁可志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袁力的父親
袁力﹐男﹐出生于1960年7月7日﹔北方交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在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遇難前已接到美國 Stevens Inst. of Tech 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學通知書﹐並已取得出國護照﹐預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年6月3日子夜(約晚間11時45分)在木樨地遭戒嚴部隊槍殺﹐臨近6月4日零時被人送海軍醫院﹐因身上無證件﹐被列入2號無名屍體。遺體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𢄪處射出。現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萬安公墓。(64memo.com)
89學生運動發生後﹐北京市全民響應﹐萬人空巷﹐袁力因堅持工作﹐並沒有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時刻關注著學運的發展情況。當父母因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所受衝擊心存余悸而勸他不要過多介入運動時﹐他則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還懮心忡忡地說﹕“一旦學運失敗﹐那該怎麼辦呢﹖”在89年“六•四”以前的半個多月時間裡﹐他幾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學廣播站聆聽學運消息。(64memo.com)
5月20日晚﹐偶遇參加絕食的理工大學學生李**﹐袁力與他暢談良久﹐並要求李**給天安門廣場學運指揮部領袖們捎個口信﹐建議停止絕食。他認為民眾已經行動起來﹐已無必要繼續採取傷害自己身體的斷然舉措。後來袁力聽到柴玲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興奮不已。6月2日下午﹐袁力在辦公室內與同事們談論戒嚴部隊在六里橋被民眾堵截受阻﹐有人認為戒嚴部隊可能開槍﹐袁力則說絕不可能﹐人民解放軍決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對官方宣傳的所謂“軍民魚水情”深信不疑。6月3日下午﹐袁力去清華大學找一位研究生﹐因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門廣場﹐於是袁力立即前往尋找﹐正遇學生們在府右街附近攔住一輛偷運槍支彈藥和鋼盔等武器的卡車﹐而且還有人用槍尖刺刀舉著鋼盔示威。袁力認為這是學生們的一次正義行動﹐大快人心。此時駐紮在人民大會堂裡面的解放軍企圖衝擊人群奪回武器﹐袁力與清華大學的同學一起手挽手攔住解放軍﹐勸說他們退回人民大會堂內﹐直到晚8時才回家吃晚飯洗澡。(64memo.com)
當晚約11時半﹐袁力聽到軍事博物館至木樨地一帶槍聲大作﹐就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木樨地﹐他母親拉住他的自行車說﹕“危險﹐危險﹗已有人被打死﹐千萬不可前去﹗”袁力則說﹐你們老年人尚且上街打聽消息﹐我一個單身小伙子怕什麼﹖當時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褲﹐頸上圍一條白毛巾﹐說是為了碰上催淚彈等毒氣時捂鼻子防毒之用。他執意跨上自行車﹐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豈知這竟是最後的訣別。我和他母親通宵達旦沒能合眼。6月4日凌晨沒見他回家﹐我們意識到出事了。我們請鄰居幫忙找來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尋找﹐並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詢。所有人都建議我們到各醫院尋找。從6月4日起的半個月裡﹐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從長沙趕來的姐姐以及其他親友們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區內的44家醫院﹐都找不到袁力﹐連屍體都沒有見到。莫非是被戒嚴部隊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慮､恐懼､…….這樣日子實在不好過。直至6月19日﹐我們再次到各醫院拉網尋找﹐終於在海軍醫院太平間裡見到了他的屍體。原來袁力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所以成了無法找到親屬的無名尸。在這段時間裡﹐袁力的遺體曾被北京市彈簧廠的工人誤認領走﹐兩天後才送回。幸虧海軍醫院的一位老者想盡辦法保存好屍體﹐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沒有腐爛。
| 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更有多少具﹗﹖ --袁可志 |
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44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成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間﹐袁力失蹤的消息一傳出去﹐不僅許多親友來我家探望慰問﹐而且還有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人來訪﹐講述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他們在木樨地橋頭下和在橋側高樓腳手架上親眼目睹的殘酷情景﹕6月3日晚11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多少人應聲而倒。方隊過後﹐不少人用三輪板車或自行車搶運屍體及傷者送往附近醫院。相隔不到半小時﹐第一列車隊自西向東緩緩駛過木樨地橋﹐有人看到一青年高舉右臂﹐大聲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話音未落﹐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64memo.com)
從袁力的屍體我們發現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𢄪處射出(參見照片)﹐鮮血染紅了背心和整條牛仔褲(血衣猶存)。我們斷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槍托擊傷的﹔子彈是從軍車上舉槍往下射向袁力的﹐彈道幾乎是直上直下。袁力屍體臉部﹐雙目睜瞪﹐口微張﹐作喊話狀。在火化前我們才為他瞑目合嘴。
89年6月24日﹐在八寶山第三告別室舉行了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參加者約300人。在儀式開始前﹐我們親眼看到兩個一人來高､裝得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遠處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惡臭。對“六•四”慘案死難人數統計中﹐像這樣的遇難者﹐恐怕是很難調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後人以“六•四”國恥日來紀念他們了﹗
1989年7月29日﹐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內﹐舉行了袁力骨灰下葬儀式﹐袁力墓碑碑文是這樣寫的﹕慟哭吾兒未及而立之年猝然離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隕落天公如此不公喚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雙親吾兒七七墜地六三昇天短暫一生不幸始終全家心碎永失歡笑立碑誌哀。
十年來﹐袁力的死留給親人的心靈創傷是無法彌合的。殺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慘案﹐但這只會使人們對殺人者的憤怒和對無辜死難者的痛苦記憶在心底裡埋得更深。從天而降的突然打擊﹐精神上的強烈刺激﹐導致袁力的母親高血壓症病情加劇﹐心臟病多次惡性發作﹐特別是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時因暈厥而退埸。從89年以後的幾年中﹐袁力的母親每年都因高血壓心臟病惡化而住醫院治療。再加上每年清明節､“六•四”在萬安公墓掃墓祭奠時﹐總是受到軍警､便衣的監視﹐這種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們遭受身心雙重損傷。安度晚年已成絕望。
袁可志1999.1.
3:蘇冰嫻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趙龍的母親
趙龍﹐男﹐1968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遇難時21歲﹔生前在家待業﹐臨時在隆福商場打工﹔89年6月4日晨2時左右﹐在西長安街民族宮至六部口地段遇難﹐左胸部三處中彈﹔現骨灰存放在家中。
趙龍高中畢業後未考取大學﹐經兩年磨練﹐認識到讀書的重要。他說“媽媽﹐我要掙點錢交學費上學了。”我兒子是一個天真爛曼的青年﹐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樂于助人﹐尊長愛友。他彈得一手好吉他﹐電子琴也彈得動聽。他的存在使我們家裡充滿了活力與歡樂。
1989年5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廈打工。5月的北京是不平靜的﹐百萬學生和民眾發起了反腐敗､爭民主的示威請願運動。趙龍與他的商場夥伴關注著這場運動﹐多次走上了街頭。他還常常在下班後去天安門看望讀大學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嚴後的一天晚飯時﹐我說﹕“龍龍﹐你別去遊行了﹐也別去天安門了﹐你還小﹐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他說﹕“媽媽﹐你放心﹐我祇想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發現他學會了自己思考問題﹐好像一下子長大了。
| “媽媽﹐你放心﹐我祇想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 --趙龍 |
1989年6月3日晚飯後﹐我們四人圍成一圈。我說﹕“今晚咱們誰也不許出去﹗”因為晚飯前我去西單路口﹐看到長安街上氣氛異常﹐高音喇叭聲嘶力竭地警告民眾不要出門。我女兒米蘭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趙龍和他們也一起下了樓。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們歸來﹐深夜12點多了﹐仍不見他們回家。這時外面突然槍聲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砲聲﹐宿舍樓裡的人們一下驚呼起來﹐爭先恐後地奔向樓下﹐紛紛議論著是真槍還是橡皮子彈﹖我驚恐萬分﹐隨著人群到了西單商場對面的西斜街路口。在這裡﹐我突然看到電話亭旁一輛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被子彈擊中的青年﹐腸子流出了體外。而在大街上﹐幾輛坦克由北向南呼嘯而過﹐青年們飛車也向西單路口沖去。在路燈下﹐我一眼看見穿黃色Ｔ恤衫的龍兒﹐他飛車進了衚衕﹐我心中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我對身邊的丈夫說﹕“你騎車回去看看﹐別讓龍龍出來了﹗”我丈夫說他的車在民族宮﹐人多車多不好找﹐他就步行著回家。
過了好長時間﹐丈夫回到路口說﹕龍龍不在家﹔院裡的阿姨們不讓他再離開家﹐龍龍說要去找媽媽﹐又騎車出去了。我丈夫說龍龍機靈﹐不會有事的。這時已是4日凌晨1點40分了﹐我16歲的女兒說到西單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開路的戒嚴部隊一路自西向東掃射﹐她扑倒在地﹐躲在花壇後面﹐根本無法去長安街上尋找哥哥﹐於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6月4日凌晨5點多﹐我上了長安街﹐想去天安門找龍兒﹐或許他被困在那裡。戒嚴部隊手持衝鋒槍﹐自紅牆至電報大樓處﹐面嚮西席地而坐﹐封鎖了去天安門的通道﹐待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衝向他們時﹐部隊就扔出燃燒彈﹐群眾就往西邊退﹐地上一灘灘鮮血﹐有的已經變成暗紅色﹐萬分慘烈﹐萬分悲壯.....(64memo.com)
從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龍龍的朋友､同學､我的朋友､同事分頭去了各大醫院。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檢過成堆的屍體﹐卻沒有龍龍﹔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名單﹐也沒有龍龍﹔在復興醫院的屍體大部份已被認領﹐剩下的一具屍體躺在冰櫃裡﹐腹部被刺刀捅爛了﹐眼睛還睜著﹔這裡也沒有龍龍。我們猜疑龍龍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統的朋友及監獄的朋友們打問﹐他們說當晚沒有抓人。6日晨﹐我丈夫終於在闢才衚衕路口見到了趙龍的自行車﹐我們判斷他沒有走遠﹐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們找了好久仍然沒有找到﹐7日﹐有位同事說他女兒任職的一家位於宣武區四川飯店附近的醫院﹐還有好多屍體無人認領。那時長安街仍被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封鎖著﹐並不時傳來槍殺群眾的消息。我丈夫說他一個人去﹐他迂迴到布滿坦克的復興門立交橋下﹐繞道到了那家醫院。院方讓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認定2號就是﹐進到太平間細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屍體未被認領﹐2號屍體的臉和下身都腫得變了樣﹔但從他那被鮮血染紅了的黃色Ｔ恤衫､淺蘭色短牛仔褲､白色耐克鞋等辨認﹐他就是趙龍。他左胸連中三槍。據院方講﹐6月4日凌晨2點多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鋼體育教練說是他和他的夥伴用平板車把龍龍送來的﹐他死在六部口一帶。
7日下午﹐我們拿著我妹妹親手縫製的潔白被褥覆蓋了龍兒的遺體。他們怕我支持不了﹐不讓我接近龍龍的遺體﹐我哭喊著﹕“我學過解剖﹐我不怕﹐我要見我的兒子﹗”我兒子的遺體被抬出來放在我腳邊﹐女兒跪在哥哥的身邊連連磕頭﹐大聲喊著﹕“哥哥對不起﹐那天晚上我們在一起就好了﹗”6月8日﹐我們去八寶山為龍兒火化､送行。這時的長安街上仍然戒備森嚴﹐兩側站滿了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我們到八寶山已經是晚上6點鐘了﹐大門已關閉﹐我們叫開了門﹐當班的師傅同情地說﹕“收﹐都收下﹗”接著又有幾輛運屍體的車開進來﹐院裡､廳內放了很多屍體﹐師傅准許我們把龍兒的遺體停放在過道內。那種慘狀至今仍歷歷在目。其中有一位剛從四川來京當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層樓陽臺上被子彈射殺﹐她40歲左右的兒子從四川來京奔喪﹐哭著對我說﹕“大姐﹐你給我母親照兩張相吧﹗”我為那位安靜地平躺在車上的慘死的老人家照了幾張相﹐老人的兒子給我留下了四川萬縣的地址。可惜膠卷在沖洗時爆光了。三天後﹐我們把龍兒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6月11日﹐這天到這裡存放骨灰的人很多。(64memo.com)
此後﹐我們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1992年上半年﹐派出所來人要我們把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則他們就要統一處理了。儘管我們提出了強烈抗議﹐仍不允許放在那裡﹐我們不得不把龍龍的骨灰存放在家裡﹐一直到今天。
蘇冰嫻1999.1.19
4:丁子霖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
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于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64memo.com)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常常利用課余時間往來于人大､北大看大字報﹐聽大學生講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靜坐請願﹐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願活動。此後又多次參加運動。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後﹐他常于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學校上課。5月17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5月19日李鵬發佈戒嚴令後﹐他又多次于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6月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我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我﹐沖進衛生間﹐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 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我可能中彈了﹗” --丁子霖 |
6月3日蔣捷連離家的時間是晚10點半。他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地段人潮如涌﹐與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了血泊之中。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時﹐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後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這時的時間是晚11點10分左右。當時﹐週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了醫院。(64memo.com)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祇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點多﹐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我家裡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他由於當時出租車裡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4日晨﹐我們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難以計數﹐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我兒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據後來醫院的大夫說﹐蔣捷連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員﹐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臺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後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院前已死亡”。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64memo.com)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蔣捷連的遺體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存放在該院的冰櫃裡。6日下午4點﹐我們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20余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發週圍扎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父母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並見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難中學生（現在已知的遇難中學生已不下名）。
1989年9月11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裡﹐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下瞭如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
你象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又象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
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丁子霖1999.2
我的兒子被李鵬這個屠夫殺害了﹐如今我又年邁。...我要大聲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們支持我們討回一個公道﹐還我們兒子的血債﹗懲罰中國屠夫李鵬﹗--孫承康､于清 |
孫輝遇難後﹐當局嚴格限制我們的行動﹐不准我出差﹐出遠門必須經保衛部門批准﹐一言一行居委會都進行監視﹔孫輝的姐姐在他遇難的第二年畢業﹐當局規定只能回原籍﹐不准進機關､不准重用﹐不准調離﹐最後只好辭職。
95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鄭州女兒家養養病﹐可我們人還沒到鄭州﹐而鄭州的派出所及女兒單位保衛部門已安排好監視我們的人員。由於我所在單位效益不好﹐養老金不能按時發放﹐老伴天天吃藥打針﹐我只好在鄭州租個房子﹐搞點小買賣﹐可是當局竟派人找到房東﹐說我們是政治犯﹐房東嚇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給我們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壓力﹐我活得比死還難受。(64memo.com)
我的兒子被李鵬這個屠夫殺害了﹐如今我又年邁。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中國無我立足之地﹐處處受監視﹐無一點自由﹐我要大聲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們支持我們討回一個公道﹐還我們兒子的血債﹗懲罰中國屠夫李鵬﹗
孫承康､于清1999.2.2
6:吳定富､宋秀玲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吳國鋒的父母
吳國鋒﹐男﹐出生于1968年7月3日﹐遇難時不滿21歲﹔生前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86級學生﹔89年6月4日凌晨遇難﹐遇難地點不詳﹐在北京郵電醫院找到屍體﹔現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們遠在四川成都新津縣﹐89年6月8日上午10點﹐鎮政府派人通知我去談話﹐到了鎮政府﹐當官的告訴我﹕你兒子吳國鋒在北京遇難了﹐詳情不知。當官的要我們到北京去料理後事﹐說由白副書記陪同一起去。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真是晴天霹靂﹐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員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後我只有哭﹐國鋒母親問我為何要哭﹖在再三追問下﹐我祇得如實相告。國鋒媽媽當即大叫一聲﹐從凳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過來﹐以後就不吃不喝。
6月9日﹐我們從成都乘火車上北京﹐兩天一夜國鋒媽媽未沾一點飯食﹐只喝了一點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一位姓張的副書記﹐是個女的﹐她到車站把我們接到學校招待所﹐要我們先休息﹐第二天談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張副書記向我們通報了“六四”前學校和國鋒的情況﹐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我們要求把國鋒的遺體運回四川。答復說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我們說﹐國鋒上有爺爺､奶奶﹐不能把遺體運回去﹐也要讓我們照幾張相片帶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他們答復說﹐可以﹐但要嚴守秘密。6月13日﹐我們在西單郵電醫院為國鋒舉行了告別儀式﹐國鋒在北京的同學都到了﹐學校其他系的學生被勸阻沒有參加告別儀式。儀式結束後﹐我們將國鋒的遺體送到了八寶山公墓火化﹐當天下午取回了骨灰。(64memo.com)
國鋒死得好慘啊﹗他後腦一槍﹐肩､肋骨､手臂都有槍傷﹐肚臍右下有7-8公分的刺刀創傷。可以斷定﹐當時他連中幾彈後還沒有死﹐後來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兩個手心裡還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奪刺刀時劃傷的。我們見到他的遺體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慘不忍睹。
國鋒于1986年7月以每門課程平均90分以上的成勣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遇難時差一個月才滿21歲。他本來是我們全家的希望﹗國鋒遇難給我們全家帶來了極大災難﹕爺爺奶奶想念孫子變成了半瘋狀態﹐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親經不起這麼大的打擊﹐肢體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費度日﹔母親因得知兒子遇難後跌倒在地﹐頭部留下嚴重創傷﹐落下腦痛後遺症﹐一想起兒子就頭痛﹐一見到國鋒的同學就哭﹐引起視力嚴重下降﹐也已失去勞動能力。(64memo.com)
吳定富､宋秀玲1999.1.24.
7:劉天嬡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肖波的遺孀
肖波﹐男﹐1962年6月生﹐湖南省龍山縣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1985年碩士研究生畢業﹐留北大化學系任教。
肖波于89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遇難﹐左胸前子彈貫通主動脈﹐動脈被擊斷。5日在復興醫院找到屍體﹐遇難時年僅27歲。現骨灰存放在家鄉龍山縣家中。(64memo.com)
肖波出事時﹐我正在湖南家鄉坐月子﹐事後聽聞﹕89年6月3日晚﹐肖波與一位老同學相約去木樨地﹐因為肖波是化學系85級斑主任﹐聽說木樨地情況緊張﹐擔心會有本系本斑學生在木樨地出危險。據那位同去的同學講﹐他和肖波到木樨地沒多久﹐街燈就全熄滅了﹐人群開始騷動﹐槍聲爆起﹐他倆被擠散﹐這位同學就在木樨地的橋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發現肖波沒有回來﹐急忙約了幾位同學去找﹐一直到6月5日才在復興醫院找到了肖波的遺體。(64memo.com)
肖波死于左胸前子彈貫通傷﹐主動脈被擊斷﹐流血過多﹐而當時復興醫院沒有做掄救槍傷人員的準備﹐血漿根本不夠用﹐他們事先只準備了大量眼藥水､紗布﹐以為戒嚴部隊至多釋放催淚彈驅散人群。象肖波這樣流血過多﹐無血漿救急而死亡的遇難者佔了相當比例。據復興醫院的醫護人員講﹐肖波在自己被中彈前曾抬別的傷員來醫院掄救﹐醫護人員對他有很深印象﹐沒有想到隨後他自己也中彈被抬進了醫院。肖波臨終前﹐一直用手壓住胸前傷口以止血﹐並告訴在埸的人﹐他有一對剛出生的孩子﹐請轉告組織﹐照顧好他們.......。(64memo.com)
6月16日﹐我在萬分悲痛中支撐著從湖南老家趕到北京﹐同來的有肖波的父親､叔叔和我的弟弟。兩天後到八寶山與肖波遺體告別﹐遺體火化後﹐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92年又將骨灰取出帶回湖南老家。
如今肖波遇難已近十年﹐也不見一個“說法”﹐作為死難者親屬﹐我們長期忍氣吞聲﹐噤若寒蟬﹐...﹐我祇想問﹐何時才能討回一個公道﹖﹗ |
肖波的遇難對我是睛天霹靂﹐當時我生下一對孿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驚之下﹐奶水全無﹔不久查出雙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輕度腦癱﹐四處求醫﹐收效甚微﹐花費巨大。為肖波死于所謂“動亂”﹐我還受到巨大壓力﹐北京大學有關部門對我為孩子治病借住學校空房的請求不予理睬﹐並警告我不准帶孩子在校內走動﹐有人問起時不能說孩子的父親是肖波。我請求組織上給孩子治病的費用給予適當的補貼﹐也遭拒絕﹐甚至連我自己正常的轉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學舞蹈系87級大學畢業生)也因無人證明肖波是“誤傷”而不能辦手續﹐一直拖延至今。這一切使我真是傷心至極。
如今肖波遇難已近十年﹐也不見一個“說法”﹐作為死難者親屬﹐我們長期忍氣吞聲﹐噤若寒蟬﹐尤其是對老人､孩子﹐絕口不敢提起這件傷心之事﹐我祇想問﹐何時才能討回一個公道﹖﹗
劉天嬡1999.1.19
8:張先玲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王楠的母親
王楠﹐1970年4月3日出生﹐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二•二斑學生﹔6月4日凌晨三時半遇難于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現骨灰存放于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骨灰堂。
1989年6月3日晚11時20分左右﹐王楠攜帶照相機﹐頭戴摩托用頭盔﹐騎自行車前往天安門廣場。11時左右﹐他曾給同學打過電話﹐說他要去拍攝歷史的鏡頭。6月4日凌晨一點多鐘﹐在人大會堂北門對面､南長街口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左上額﹐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從左耳後穿出﹐頭盔後面留有彈痕。後來被趕來的醫學院學生掄救無效﹐于三點半鐘死亡。(64memo.com)
王楠中彈後﹐在埸民眾曾沖上去想將他抬到醫院搶救﹐但此時戒嚴部隊已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用槍威脅民眾不准抬他﹐並將受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據當時的目擊者;一位司機和一位學生講﹐那時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嚴部隊允許民眾將王楠抬去醫院掄救﹐因為他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呀﹗當兵的用槍托指著老太太說﹕“他是暴徒﹐你再廢話就斃了你﹗”後來﹐從南長街北面兩次開過來救護車想到長安街搶救傷員﹐均被在路口警戒的軍隊截堵了﹐其中有一輛車上的醫生(男)經民眾請求﹐曾下車與部隊交涉﹐要求將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傷員抬走﹐卻被戒嚴部隊斷然拒絕﹐只好作罷。救護車無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兩輛救護車中一輛是北大醫院的﹐另一輛可能是協和醫院的。(64memo.com)
大約在6月4日凌晨零點左右﹐有一些醫學院學生和醫療器械公司的職工自發組成救護隊﹐不顧戒嚴部隊的警告﹐從西單一路救死扶傷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發現了王楠和其他兩位受槍傷的人﹐立即給包札了傷口﹐當時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們看到王楠的學生證後﹐立即向戒嚴部隊提出﹕他是一位中學生﹐傷重流血過多﹐必須到醫院搶救。一個戒嚴部隊的士兵找來一位上校軍官﹐看了學生證後﹐態度比較同情(據醫生說此部隊番號為51010部隊)﹐但面有難色地說﹐只能就地搶救﹐不能抬出去。除了包札､人工呼吸之外﹐救護隊的學生們沒有別的搶救手段和條件。王楠終於在凌晨三點半身亡。醫生們看他已死﹐又請求將死體運往醫院﹐以便於家人認領﹐士兵們又找來一位年青的尉級軍官﹐此人態度惡劣﹐兇狠地說﹕“不許抬走﹐你們也趕快走開﹐否則也抓起來﹗”但這些醫生還是等到天亮﹐由一位醫生先去找電話﹐向學校報信﹐留在南長街的醫生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並將戒嚴線向南長街口內推進20米(這三位醫生後來都來找過我)。(64memo.com)
天亮後﹐戒嚴部隊將長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 ...大約6月7日﹐因屍體埋得淺﹐又被大雨沖涮﹐死者衣服都露出來﹐且有臭味... |
天亮後﹐戒嚴部隊將長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和附近的遇難者被埋在天安門西側北京28中學門口草坪的西頭(因草坪被破壞﹐現在已改種荊樹)。大約6月7日﹐因屍體埋得淺﹐又被大雨沖涮﹐死者衣服都露出來﹐且有臭味﹐因此學校報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衛生局共同將屍體挖出來﹐此時死者身上的證件(或死亡說明書)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無名尸。只因王楠剛軍訓回來﹐身著舊軍衣﹐腰扎一根當年新發的武裝帶﹐被誤認為是軍人﹐才將他送到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太平間存放﹐後經戒嚴部隊幾次核實﹐確認他不是軍人﹐才經由學校通知家長認尸。(64memo.com)
王楠死後﹐父母健康受到極大打擊﹐至今父患心臟病﹐母親嚴重神經衰弱。
張先玲1999.2.9
9:謝京榮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謝京鎖的姐姐
謝京鎖﹐男﹐1968年2月19日出生﹐遇難時21歲﹔生前為北京聯合大學輕工工程學院自動化專業86屆學生﹐6月4日晨于西長安街六部口附近遇難﹐骨灰存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89年6月3號下午﹐京鎖去接她的四姐回家﹐晚上未歸。因當晚北京的情況緊張﹐全家人及親朋好友非常擔心､著急。第二天京鎖仍未回家。6月4日早上﹐我們到醫院及街上尋找﹐去過人民醫院､水利醫院､鐵路醫院､復興醫院以及木樨地､公主墳等路口﹐均未找到。6月7日上午學校通知我們到急救中心認領屍體。校方及家人來到急救中心﹐得知謝京鎖已于6月4日遇難死亡﹔死亡通知書寫明是“心臟遽停”。在急救中心﹐據一位司機講﹐大概是3日晚﹐京鎖中彈後﹐被民眾送到急救中心。我們全家人至今也沒有掌握確切的遇難地點和時間。京鎖的受傷部位共有六處﹐胸前背後都有大面積的血印﹐從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家人至今也搞不清楚是槍傷還是棒傷﹐但下半身有槍傷﹐被子彈擊中生殖器部位。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讓父母知道這個可怕的槍傷死亡結果。實在不忍心讓他們受到精神上的更大痛苦。
6月11日上午﹐校方及親屬､好友在八寶山進行了遺體告別和火化﹐後把骨灰存放在八寶山骨灰堂三年﹐隨後轉存于北京福田公墓至今。在謝京鎖遇難後﹐全家承受了無比的痛苦﹐尤其是給全家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創傷。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姐姐失去了親愛的弟弟﹐全家人失去了唯一的大學生。母親遭受這樣的沉重打擊後﹐有半年時間未邁出家門﹐怕觸景生情精神上難以承受。由於當時母親精神完全崩潰﹐家裡人又忙於救治､安慰､陪伴。父親承受不住打擊﹐體重下降20多斤﹐後來身體又受到多種疾病的折磨。總之﹐“六•四”帶給我們全家及親朋好友的痛苦是用語言無法表達的﹐有說不盡的痛苦﹐有說不清的思念。(64memo.com)
謝京榮1999.2.4
10:周淑莊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段昌隆的母親
段昌隆﹐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于北京﹐遇難時不足24歲﹔生前為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用化學專業84級應屆畢業生﹔1989年6月4日晨于西長安街西單至民族宮一帶遇難﹔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從國家核技術局參加面試後回家﹐準備午飯後返校。我見他這段時間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說不行。他說學校實驗室的機器還開著﹐正委託同學看著呢﹗還要準備畢業考試､寫畢業論文。他還對我說﹐他還要參加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忙得很。正在這時﹐清華同學Ａ來找他說﹕上午學校廣播站動員學生去天安門聲援﹐同學們都上街了。這時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兒段琦也打來電話說﹐她們正忙於搶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傷的群眾﹐回家要晚一點。昌隆聽後就給段琦送飯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後也投入了救助工作。這天姐弟倆一直忙到晚上11點多才回家。在這之前小女兒段君和Ａ也騎車出去了﹐說到外面看看。昌隆回來不久便又推車走了﹐臨走前把身上僅有的幾枚硬幣掏出放在家裡﹐身上只帶了一把自行車鑰匙和學生證。
我家在西城區北端的鼓樓附近﹐6月4日凌晨一至三點左右﹐不斷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由西南方向逐漸向我們地區接近。這時﹐附近上街聲援學生的居民都陸續回來了﹐哭訴著戒嚴部隊開槍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個孩子都未歸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兒段琦蹬車一趟趟去尋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無找到。她說西單､南池子一帶軍警林立､槍聲不斷﹐根本無法接近去找人。這時我預感到情況不好﹐已經支撐不住了﹐由衚衕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外面傳來的密集槍聲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緊縮成一團﹐兩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實在控制不住了﹐心顫動得歷害﹐氣喘不過來﹐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壓抑著我。我像瘋子一樣跑出了家門﹐逢人便說我的三個孩子一個也沒有回來﹗(64memo.com)
4日上午9點多﹐段君和Ａ由天安門廣場輾轉回來了。她倆說昌隆並沒有和她們在一起﹐她們就在天安門東南側清華大學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門肯定會和她們在一起的。她們估計昌隆由家騎車直奔西長安街去了。下午﹐我們焦急地往清華大學打電話詢問昌隆的下落﹐天啊﹗我們這才知道﹐我們的兒子已經離開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晨被槍殺的﹔是由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把昌隆背到了郵電醫院(這位學生當時未留下名字﹐我們始終未找到)。據醫院推測﹐昌隆是在西單;民族宮一帶遇難的。當時該醫院正好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從昌隆的學生證中把姓名､班級抄在自己的褲腿上﹐拂曉跑回清華報告給校方﹐昌隆的死訊馬上傳遍清華園。清華曾派人去郵電醫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屍體運回來﹐醫院說上級有指示﹐屍體5日8點由政府統一處理﹐不讓其它人插手辦理﹗(64memo.com)
我們聽說後﹐由家裡親友于5日早晨乘車趕往郵電醫院﹐給昌隆做了防腐處理﹐並剪下他的一縷頭髮留作紀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據判斷﹐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
親友們看著形勢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才回家把我們接到郵電醫院的太平間﹐他們怕我們過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脫下藏了起來﹐換上新衣服後才讓我們進去與兒子告別。我進到太平間﹐那裡還有二十六具屍體躺在那裡﹐我見昌隆靜靜地躺在一張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樣﹐只是臉色蒼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氣沒吐出來﹐雙眼半睜著好像要向親人訴說些什麼。我輕輕將隆兒的眼皮抹下﹐說﹕“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媽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覺得隆兒又回到媽媽的懷抱裡﹐我親吻著隆兒冰涼冰涼的臉﹐冰涼冰涼的手﹐冰涼冰涼的腳﹐這一切都冰透了媽媽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當我被人攙扶起來時﹐才意識到我要和孩子永別了﹗悲憤的感情一下摒發出來﹐全家嚎聲慟哭﹐在埸的､路過的不相識的人群都陪我們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緊拳頭對我說“這筆血債早晚要還的﹗”(64memo.com)
這時清華大學的救護車早已仃在太平間外邊等候﹐聽說已與市教育､衛生部門商妥﹐同意把昌隆屍體運回學校。6日上午在學校開了追悼會﹐下午向遺體告別﹐之後送八寶山火化﹔八寶山一些在埸的人還為昌隆用松枝編織了花圈﹔9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金區､舜組。
昌隆的父親四十四歲方得此一子﹐從昌隆65年落生到89年長大成人﹐用了父母畢生精力﹐正當孩子即將大學畢業報效祖國﹐為家頂門立戶之際﹐卻被罪惡的子彈奪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對我們家庭是毀滅性打擊﹐家中只有風燭殘年的老夫妻倆相依為命﹐見到別人談及各人的子女兒孫時﹐更觸及我們的傷疤﹐疼徹心肺﹐尤其夜雨孤燈之際﹐面對愛子遺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的死﹐不是由於病魔和車禍﹐而是由於愛國﹐他是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信念慷慨赴死的。 |
昌隆短暫的一生﹐是一步一個腳印札札實實成長起來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報國之心﹐刻苦學習﹐關心集體﹐以極大的熱情為同學服務﹐深切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昌隆從小學起就有較強的工作能力和責任心﹐直到中學､大學,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說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別是上大學後﹐變得更加成熟了﹐記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說﹕“我只上了愛國主義這個台階﹐就這一層我上得是踏踏實實的....我不是一個‘說教者’.....請看我今後的行動吧﹗”在89年那埸要民主､爭自由､反腐敗的學生運動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後﹐在6月4日晨﹐他大義凜然地走向了反抗殘暴鎮壓的第一線﹐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擋劊子手的槍彈﹗昌隆的死﹐不是由於病魔和車禍﹐而是由於愛國﹐他是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當權者護短拒諫﹐反誣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願為“動亂”﹗又調來數十萬野戰軍﹐動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陳長安道､血濺北京城的空前大慘劇!
孩子被無辜槍殺﹐當權者對死者親屬也不放松監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敏感”時期﹐當局常常找我們“談話”﹐還指派公安人員及便衣守候在我們的家門口監視我們﹐連我們去墓地也不放過﹐這使我們的心靈承受著極度悲傷又極度憤慨的雙重壓力。開始幾年﹐我們面對警察的監控精神幾近崩潰。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終於頑強地活了下來﹐這一方面要感謝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懷､幫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冷靜的觀察､思考﹐我們也逐漸覺醒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無限度地忍受下去﹐我們要維護自己作人的尊嚴﹐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權利﹐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64memo.com)
周淑莊1999.2.2
11:楊大榕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楊撼雷的父親
楊撼雷﹐男﹐1970年3月24日生﹐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流芳賓館廚師﹔6月4日凌晨﹐于北京飯店西南池子附近遇難﹐左下腹脾臟部位中彈。
據醫生說﹐如果掄救及時是不會死的﹔可是從夜間一､兩點鐘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路過的人送到醫院﹐那時已死了很長時間了。 |
6月3日下午﹐撼雷說要出去換月票﹐我們家長再三囑咐他一定要速去速回﹐因為現在外面很亂。可他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們等到晚上﹐沒有回來﹐等到第二天﹐還是沒有回來﹐等到第三天﹐也沒有回來。我和他母親到處尋找﹐到處打電話﹐找遍了親戚朋友和他的朋友同學﹐都說沒有見到。一直到第七天﹐6月9日那天﹐他的一位同事到我們家來問小雷回來沒有﹖我們問他﹐你見到撼雷了嗎﹖他說﹐6月3日那天楊撼雷買完月票就去了他家﹐晚飯也是在他們家吃的﹐吃過晚飯後他們倆就出來(他的同事在朝內南小街祿米倉一帶住)﹐當時已是晚8點左右﹐路上也沒有公共汽車﹐人很多﹐大家都朝東單方向走去﹐他們也隨著人群走到東四後又向南走去﹐不覺走到北京飯店前邊﹐回也回不來﹐走也走不了﹐就這樣在那裡大約耽了4個小時。忽然人群騷動､槍聲四起﹐大家一齊向後亂跑﹐他們倆從此沖散了。(64memo.com)
我們聽了他同事的敘述便到協和醫院去查找﹐果然查到了﹐但看衣服顏色好像不對﹐醫院醫生說﹐你們不看他衣服已經被血染了嗎﹖槍傷部位在左下腹脾臟部位。據醫生說﹐如果掄救及時是不會死的﹔可是從夜間一､兩點鐘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路過的人送到醫院﹐那時已死了很長時間了。
撼雷死後﹐他母親一天哭好幾次﹐我總覺得這孩子沒有死﹐象出了遠門﹐在大街上看到了與他年齡一樣的孩子總想他又回來了﹐就這樣一連幾年。現在﹐我和他母親都已退休﹐兩人每月加起來800元的退休費勉強度日。
楊大榕1999.1.31
12:郭麗英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楊汝霆的妻子
楊汝霆﹐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遇難時41歲﹔生前為北京第一機床廠電器廠行政科副科長﹔6月3日遇難﹐右臂和肺中彈﹔現骨灰安葬于北京溫泉公墓。
89年6月3日晚﹐天氣悶熱﹐晚23點20分左右﹐汝霆洗澡後換了一身新的白色彈力背心﹐白色短褲﹐穿著拖鞋到街門口乘涼﹔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後來﹐我聽到外面有槍聲﹐就起來尋找丈夫。我到了院子裡﹐聽院裡的鄰居講﹐他們看到汝霆剛剛推了自行車出門。我想去找他﹐就向衚衕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條﹐街上群眾勸說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槍聲激烈﹐出去有危險。他們勸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親屬們找了很多醫院﹐最後在北京兒童醫院太平間找到了他的屍體。汝霆是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中彈的﹐他連中兩彈﹐一顆射入肺部,一顆射斷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彈在背部出口處炸開。他中彈後被民眾送到北京兒童醫院搶救﹐但沒有救活。現骨灰安葬在北京溫泉公墓。(64memo.com)
我丈夫遇難時﹐孩子才11歲﹐上小學五年級(奮鬥小學)﹔老公公年邁體弱患腦血栓﹐至今仍在醫院治療﹐生活的重擔壓得我患嚴重高血壓和心臟病。在單位同事和親屬朋友們熱情關懷幫助下﹐在社會各界及海外廣大學者朋友們的無私幫助下﹐我度過了十個年頭。我盼望政府能給予一個公道的結論。
郭麗英1999.1.21
來順被槍殺後﹐沒有人(組織､領導)來關心慰問過我們﹐反而每當“六•四”､清明節､...便有人監視我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張樹森 |
89年6月3日晚6時左右﹐陳來順與其大姐陳秀英一同離家至崇文門地鐵處份手﹐此時北京情況已很緊張﹐大姐怕出事﹐勸來順不要出去﹐來順說要回學校交論文､取畢業照片﹐他沒有隨大姐回家。當時陳來順背了一個深駝色書包﹐包內裝有論文草稿和照相機等物品。因當時交通嚴重堵塞沒有公共汽車﹐陳來順步行繞道走到美術館附近﹐遇上一位中學時的同學﹐倆人相約到他同學家裡聊天下棋。據後來同學講﹐到晚上11時左右﹐他們聽同學家鄰居講﹐外邊解放軍開槍打人了。陳來順和他的同學不相信這是真的﹐以搞新聞攝影專業為自己事業的陳來順背起書包與同學一起走出了家門﹐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西側﹐正遇戒嚴部隊開槍掃射。當時聚集在大會堂附近的學生和市民慌亂得到處躲藏﹐陳來順和他的同學被密集的人群擁擠得無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兩間小平房(現在這裡是一個很大的廣告牌﹐當時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廣告牌的後面)的頂上蹲著﹐戒嚴部隊見平房頂上有人﹐就向上面開槍﹐陳來順沒有逃開戒嚴部隊的子彈﹐頭部左側中“炸子”。當時被民眾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掄救﹐不治身亡。(64memo.com)
我有四個孩子﹐但只有來順一個上了大學﹐我們是省吃儉用供他上學的﹐不想災難落到了我們頭上。來順被槍殺後﹐沒有人(組織､領導)來關心慰問過我們﹐反而每當“六•四”､清明節､農曆七月十五､農曆十月初一等節日﹐便有人監視我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來﹐我們的身心被失去兒子､思念親人的痛苦所折磨﹐受到嚴重的傷害﹔隨之是冠心病､糖尿病､白內障､胃部時常不適等病症接踵而至﹐我是來順的媽媽﹐每當祭祀的日子到來﹐我便幾日不思飲食﹐淚水相伴度過那思念兒子的日日夜夜。(64memo.com)
張樹森1999.1.31
14:尤維潔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楊明湖的遺孀
楊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難時42歲﹔生前為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89年6月4日凌晨2時左右﹐于南池子受槍傷﹐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6月6日8時于北京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萬安公墓。
楊明湖6月4日清晨1點離家﹐當時我和他聽到槍聲一起下樓﹐聽鄰居從西單回來說起大街上發生的情況﹐楊明湖很擔心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決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軍隊會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騎車離家到了天安門西側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東長安街的馬路邊。將近兩點半左右﹐從公安部大院衝出來的戒嚴部隊向群眾開槍﹐楊明湖中彈了﹐3點多他由群眾用平板車送至同仁醫院。他受傷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醫院只對膀胱縫合﹐骨盆處由於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細管找不到﹐醫生已無法給他做手術。楊明湖在醫院裡同死神搏斗了兩天兩夜﹐在這段時間裡﹐他一邊輸血﹐一邊流血﹐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月6日8時死亡。臨終時他用微弱的聲音深懷歉意地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別的話已無力說下去了。
楊明湖帶著很多遺憾而死﹐他正值壯年﹐有許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對我們的家庭造成巨大打擊﹐我們有一個當時尚年幼孩子﹐需要我們共同撫養教育﹐現在這一重擔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孩子過早失去了父愛﹐過早地承受了不應該由他承受的心靈創傷。當時我的孩子尚未滿五歲﹐正值啟蒙階段﹐父親的教育對於他來說將永遠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廠經濟效益不好﹐工廠轉行﹐對於我來說﹐獨自承擔孩子的成長教育其艱難是難以言喻的。“六•四”這一血的事實讓我震驚﹐對於政府用這一殘酷暴虐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國民我深感憤慨﹗(64memo.com)
尤維潔1999.1.28
15:黃金平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楊燕聲的遺孀
楊燕聲﹐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難時30歲﹔生前為《中國體育報社》編輯部電腦室職員﹔89年6月4日7時在正義路掄救傷員中彈﹐子彈射入肝部﹐于體內炸開﹐不治身亡。
89年6月4日早5點多﹐當我們都酣睡時﹐忽聽有人敲門﹕“燕聲﹐燕聲﹐外面開槍了﹗”我聽燕聲罵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過了一會﹐我回頭找他時﹐他已經離家騎車走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去竟成永訣。楊燕聲4日凌晨騎車至正義路﹐那裡還在開槍﹐路邊站著很多人。這時開來一輛卡車﹐車上的士兵向路邊的群眾開槍﹐人們都爬下了﹐燕聲也爬在那兒。這時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傷了﹗”燕聲站起來﹐要去救那個人﹐可就在他站起來奔向呼救的人時﹐狠毒的子彈向他射來﹐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聲音告訴週圍的人﹕“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在週圍的人中有北京醫院的大夫﹐他們目睹了這一切﹐並和週圍的人用三輪車將燕聲送到他所在的醫院﹐立刻送到手術臺搶救。醫生打開傷口﹐發現子彈在體內炸開了﹐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過多﹐已無法掄救了。北京醫院的大夫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我們。
這些年來﹐我逐漸懂得﹐像我們這樣的“六•四”難屬﹐唯有將痛苦埋在心裡﹐堅強地面對人生﹗--黃金平 |
我永遠失去了初戀的丈夫﹐孩子永遠失去了愛他的父親。那時﹐孩子只有一歲八個月。當孩子三歲時﹐提出了我有父親嗎﹖他是多麼渴望見到父親啊﹗我們母子相依為命艱難生活著。沉重的生活負擔都由我一人承受著。孩子還特別懂事﹐從來不要東西﹐有時﹐我想給他買﹐他就說﹕媽媽﹐我不要﹐不要﹗留著錢交房費､電費､水費吧﹗就這樣為了支撐家裡的開銷﹐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職工作。(64memo.com)
孩子的追問﹐催我淚下﹐我強忍的心在流血﹔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只有逃避痲痺自己﹐過著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為“六•四”難屬﹐不僅得不到政府的絲毫安撫﹐反而受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離開工作崗位﹐警察都要來我家裡“打招呼”。這些年來﹐我逐漸懂得﹐像我們這樣的“六•四”難屬﹐唯有將痛苦埋在心裡﹐堅強地面對人生﹗(64memo.com)
黃金平1999.1.30
16:鄺滌清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鄺敏的父親
鄺敏﹐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遇難時27歲﹔生前為北京叉車總廠生產技術科專職技術員﹔89年6月3日夜﹐于北京木樨地遇難﹐子彈從背後射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裡。
我兒鄺敏﹐89年6月3日夜間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年僅27歲。他80年就讀于北京工業大學機械系﹐84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叉車總廠工作﹐生前為廠生產技術科專職技術員。叉車總廠地處軍事博物館南面的蓮花池﹐而我家在月壇南街﹐每天上下斑必須經過木樨地橫跨長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務﹐當時正在天津郊區靜海縣出差﹐兒子遇難後6月5日接單位電話後﹐于6月6日趕回北京。據兒媳說﹐89年5月下旬以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市民上街支持學生運動﹐兒子夫婦倆每天下班後都時間或長或短地與地段市民們逗留于木樨地一帶。6月3日夜被進城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沖散､追殺﹐兒子是在附近的水利醫院死亡的。後屍體由電力醫院的車子于6月4日轉送到豐臺醫院。6月8日我在豐臺醫院太平間看了一眼兒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來﹐同行者把我拉開後﹐叉車廠工會幹部和兒子的同學給我兒子換衣服時﹐對屍體正反兩面都拍了照片。據他們事後告訴我﹐子彈從背後射入﹐穿透肝部﹐從前面出來﹐入口小﹐出口很大﹐說明中的是炸子。6月9日去八寶山火化埸了解情況﹐見有駐軍把守﹐說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死亡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也有人傳言說﹐一些遇難的人是裹著屍體謊稱車禍才得以火化的。我堅決不肯這樣辦理。蒼天有眼﹐是劊子手殺害了我兒子﹐難道還要我去替劊子手掩蓋罪行﹖不讓火化﹐就讓屍體永遠仃在醫院太平間﹗(64memo.com)
...說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死亡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鄺滌清 |
到了6月12日下午﹐我接到電力醫院通知﹐說公安局通知要求在兩天內必須火化。我才如實寫了個死亡簡要說明﹐于6月13日辦手續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兒子的骨灰保存在家裡。叉車總廠事後給我1000元補助﹐我沒有要。(64memo.com)
我32歲離婚﹐兒子成了我相依為命的獨生子。他87年結婚﹐尚未生兒育女﹐傾刻間一個三口之家﹐兒子死了﹐兒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這個70歲的孤老頭﹐收入低﹐且肺氣腫纏身﹐風燭殘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託付誰﹖專制獨裁者傷天害理呀﹗
鄺滌清1999.2.1
17:張振霞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軋愛國的母親
軋愛國﹐男﹐1967年1月10出生﹐遇難時22歲﹔生前待業﹔89年6月3日晚22時中彈﹐腦干貫通傷﹔骨灰安葬于老家天津。
89年6月3日﹐我孩子出去買肉回來﹐叫我給他包餃子吃﹐隨後他就找他的女朋友出去買鞋﹐說明天出去玩。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64memo.com)
6月3號的夜裡﹐政府的軍隊真的開始殺人啦﹗槍子滿天飛。我當時在公主墳﹐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兒去找啊﹗於是我就先回到家裡。第二天是6月4日﹐孩子沒有回來﹐那可怎麼辦呢﹖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於是我就找來孩子的同學和朋友﹐求他們到各大醫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軍醫院﹐人家說只管查活著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來死了的就沒有地方找了﹗慘無人道﹗難道集體給燒了﹖我到水利醫院､304醫院､人民醫院都去找了﹐特別是人民醫院﹐那裡屍體都沒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裝了放到車庫裡邊﹐什麼樣的慘狀都有啊﹗大人､小孩､青年人､男的､女的﹐都看不清臉啦﹗我費了半天勁還是沒有找到我的孩子。這一天又過去了。
我在地上用樹枝寫了幾句話“紙筆千年會說話﹐子孫萬代要報仇﹗”--張振霞 |
到了5日那天﹐我說去301醫院看看吧﹐結果我的孩子還真的在那兒﹐躺在冰櫃裡﹐醫院保存的還很完整﹐醫生說是腦干貫通﹐沒有掄救過來。等他們告訴我的時候﹐我昏死過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潑的孩子﹐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的槍殺啦﹗他們殺死了那麼多中華兒女﹐是誰家的人誰不心疼啊﹗執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們就是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寶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節､“六•四”祭日我們都去看孩子。記得在91年﹐我和老伴還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孩子﹐我們只不過在那兒坐了一會﹐公安人員就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去了﹐審問我們﹐想把我們三人驅散﹐怕我們鬧事﹔最後又叫我們看彩電﹐給什麼“三五”牌煙吸﹐真不知他們存什麼心。他們做了虧心事心虛﹐我在地上用樹枝寫了幾句話“紙筆千年會說話﹐子孫萬代要報仇﹗”他們就問我們向誰報仇﹖我說誰殺了我的孩子我就找誰報仇﹐到最後不了了之﹐就把我們送回家了。(64memo.com)
我家以前是個歡樂的家庭﹐我看著我的兩個兒子別提多高興啦﹐他們都有女朋友﹐彼此可好著呢。自89年“六•四”後﹐我們全家生活得就沒有任何意思了﹐簡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經受了刺激﹐半年沒有上班﹐得了神經性高血壓﹔我的丈夫得了心臟病快十年啦﹐我們熬過了一個又一個痛徹心肺的時刻﹐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艱辛困苦的歲月。現在我想開了﹐如果我要是死了﹐誰還給我兒子申冤﹖我還要保重身體活下去﹐我要和他們評理﹗我就不信世界那麼大就沒有說理的地方﹐我要和他們抗爭到底﹐討回人間的公道﹐要不我對不起那含冤于九泉的兒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寶山存放了三年後﹐我們送回老家去了﹐我這裡有301醫院的醫生證明﹐還有死亡報告單和死亡診斷書﹐證明槍傷腦干貫通﹐還有我兒子的照片。當時的血衣､手錶､身份證﹐我看著難受就都燒了。
張振霞1999.2
18:尹敏的證詞:
“六•四”遇難葉偉航的母親
葉偉航﹐男﹐1770年2月10生于北京﹐遇難時年僅19歲零4個月﹔生前為北京57中高三•二斑學生﹔于4日凌晨2時左右﹐在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100米處宿舍樓前街心花園遇難﹐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骨灰存放于家中臥室。
89年6月3日晚9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開始了大規模的屠殺﹐全世界人民被這一慘無人寰的血腥屠殺而震驚﹗
我是醫生﹐當時我正在給一患高燒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裡六樓看見對面我家兒子正在燈下復習功課﹐因為已進入緊張的高考復習階段﹐看到兒子那樣專心﹐我心中感到無限的安穩和自信﹐萬沒想到這一隔樓相望卻成為我們最後的永別﹗無奈這無情的槍聲震撼了年青的心靈﹐我孩子放下手中復習的語文課──《紀念劉和珍君》﹐于4日0點15分騎自行車離家前去木樨地(事後我的同事告訴我這個時間)﹐6月4日凌晨2時左右﹐我兒子中彈後﹐由四個年青人輪換背著他送到海軍總醫院外科(日後外科大夫告訴我此情況)搶救。我兒子身中三槍﹐槍傷部位﹕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經大夫奮力搶救無效死亡﹐那年他年僅19歲﹗(64memo.com)
十年來﹐我們苦苦掙扎﹐為了給孩子討回公正﹐我們呼喚有良知的人們﹐運用法律來維護人間的正義﹔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嚴懲殺人兇手﹐以告慰遇難親人的在天之靈﹗--尹敏 |
鑒于當時的情況﹐我們無法確知兒子遇難的地點﹐但事隔幾月﹐我夢中夢見了兒子遇難的地方﹐為了證實﹐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尋找﹐果然與我夢中情景相同──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100米一宿舍樓前街心花園處﹐(現已拆除﹐已成立交橋)﹐因此我便確定此處為我兒子遇難地。(64memo.com)
兒子遇難後﹐我不忍心將他放在荒涼的土地上﹐為了相互慰藉孤獨的心靈﹐火化後﹐我把兒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臥室中﹐我可以經常與兒子聊聊心中的苦悶､思念之情﹐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
我兒子在學校裡品學兼優﹐很受同學和老師信任﹐是班裡的一個好學生､好幹部。他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未來。兒子突然離去﹐猶如晴天霹靂﹐我們的心在流血﹐親人陷入萬分痛苦之中。這樣沉重的打擊﹐我們難以承受﹐精神和心靈的創傷難以愈合。十年來﹐我們苦苦掙扎﹐為了給孩子討回公正﹐我們呼喚有良知的人們﹐運用法律來維護人間的正義﹔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嚴懲殺人兇手﹐以告慰遇難親人的在天之靈﹗(64memo.com)
尹敏1999.2.1
19:杜東旭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馬承芬的丈夫
馬承芬﹐女﹐1934年出生﹐遇難時55歲﹔生前為復員老軍人﹔89年6月3日晚11時﹐在總政干休四所宿舍樓下乘涼時被戒嚴部隊槍殺﹐子彈射入右下腹部﹐傷口約4-5厘米﹐6月4時晨死于304醫院﹔骨灰自費安葬于金山陵園。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軍人﹐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參軍﹐1951年入朝參戰﹐在韓戰中歷經三載幸免遇難。歸國後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到了晚年卻無辜死在了所謂人民軍隊的槍彈下。十年前的89學運和民運﹐全國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自由､民主﹐並要求與當時身為總理的李鵬對話﹐李鵬不僅不聽廣大民眾的呼聲﹐反而喪盡天良于6月3日派軍車､坦克進城﹐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我們家住在總政白石橋第四干休所﹐位於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還有200米左右。當時很多老幹部(約有數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樓下﹐對開槍屠殺人民的行為憤恨不平。約在夜間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向衚衕裡開槍﹐當時我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當時我站在離她2米遠處和一位老幹部說話)。突然間﹐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右下腹部﹐傷口直徑有4-5厘米﹐鮮血流了滿地。她當時就災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須馬上送醫院掄救﹐可是汽車又不准出動﹐只好借一輛三輪車﹐夜11點多送到304醫院。因醫院受槍傷的人太多﹐直到4日凌晨3點多﹐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後送回病房﹐也未給輸氧(事前已向院方說明她前兩個月因心臟病在此住過兩個月醫院)。當時以為並不嚴重﹐她躲過了這埸災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這把我和孩子們都嚇壞了﹐我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復發﹐醫生又把我送進掄救室掄救﹐經兩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事後經干休所聯繫﹐把妻子送八寶山火化﹐三年後﹐我又自費將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園了。(64memo.com)
“六•四”慘案已經十年﹐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和難友﹐每年都向當局寫信申訴﹐要求公正解決“六•四”問題。我個人在“六•四”後的前兩年也多次向總政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因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無辜殺害的﹐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不僅不給我一個答復﹐反而再三阻攔我同一些難友的聯繫﹔當局還一再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我在“六•四”早晨從急救室出來在醫院門前等車時﹐親耳聽醫院護士邊走邊說﹕“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數僅在304醫院起碼有數十人﹐在復興醫院､鐵路醫院死亡的人數更多﹐更何況在大街上被射殺的人﹐當時由軍車運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杜東旭1999.1.29
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鮮血從他的後背流了出來﹐我忙用手堵﹐血又從前邊的頸部噴得很遠--張艷秋 |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營3號﹐我娘家住宣武區椿樹上三條18號。89年6月3日晚10時多﹐我倆從我娘家回自己家﹐從前門外公園衚衕出來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處都是人﹐我倆只好推著自行車步行回家﹐當走到珠市口時就聽到槍聲﹐我們還以為是放鞭砲﹐邊走邊看﹐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聽到有人喊﹕“打槍啦﹗”我們匆忙從擠滿人的路口通過﹐看到人們到處奔跑﹐軍隊已經過來了﹐是從南往北過來的﹐都是全副武裝﹐頭戴大殼帽的軍人邊跑邊開槍。我們一看情況不好﹐趕快跑到路口一輛麵包車的後邊躲藏起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一顆子彈打中了王志英﹐他倒在了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鮮血從他的後背流了出來﹐我忙用手堵﹐血又從前邊的頸部噴得很遠(後來才知道中彈部位是頸部大動脈)。當時我拼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槍彈聲中﹐我的聲音再大﹐也太微弱了﹐沒人聽得見﹐人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槍的部隊那邊﹐我的聲音都喊啞了。大概過了幾分鐘﹐前邊的部隊過去了﹐在我的拼命叫喊下﹐旁邊的人才擁了過來。地上的血已經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這時有人說﹕“趕快送醫院﹗”有一個人推過一輛平板車﹐大家把志英抬上車﹐但王志英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可能已經停止呼吸了。人們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門醫院﹐醫院說治不了啦﹐趕快送同仁醫院吧﹗人們又截了一輛麵包車﹐把他送走了。當時旁邊的人沒有讓我上車﹐車開走後我拼命喊要一塊去﹐這時有兩個年青人騎車帶著我奔向同仁醫院。當我們到達崇文門立交橋時﹐又遇上進城的部隊﹐我們不敢上前﹐只好等他們過去才趕到同仁醫院。(64memo.com)
到醫院後﹐醫院十分混亂﹐跟醫院說明情況(別人幫著說的)﹐一位姓趙的大夫對我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當時跪在地上抱著大夫的腿說﹕“求求您﹐救救他吧﹗他有七歲的女兒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流著淚說﹕“不行了﹐我們用了各種搶救的辦法﹐他送來時已經不行了﹐他死了﹐已經送太平間了”。他是送到同仁醫院的第一個死者﹐過了一會兒﹐趙大夫帶我去太平間確認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鑰匙讓我看﹐我的心徹底地碎了。我大聲地喊叫﹐這時醫院給我打了一針(可能是鎮靜劑)﹐許多好心的人圍著我､安慰我﹐當時還有個青年報社的記者給我照了一張相。這一夜同仁醫院拉去許多受傷中彈的人﹐誰也沒有逃過死亡。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嚇瘋了﹐許多人陪著我掉眼淚一直到天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幫我去通知了家裡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6月4日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這樣﹐89年的6月3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遠失去了最親愛的人王志英﹗(64memo.com)
一星期後去八寶山火化了﹐現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
愛人死後﹐雙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沒有進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著他回來﹐總以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會回來的﹐一定會回來的﹗有時夜裡經常說胡話﹐喊他的名字﹐一個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兒當時只有七歲﹐他爸死後的幾天我們沒有告訴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訴了她﹐突然襲來的打擊把孩子嚇壞了﹐不住的哭﹐學校的老師說她在課堂上經常發獃﹐回家後也不吃飯﹐同我坐在一起掉淚。我的母親急死過去兩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萬分﹐吃不下睡不安﹐半個月後﹐公公眼睛急得看不見了﹐去醫院作了手術﹐兩年後因思念兒子過度悲痛離開了人間﹔婆婆高血壓､冠心病也越發加重﹐經常離不開醫院。我愛人的死給全家人帶來的痛苦是說不盡訴不完的。(64memo.com)
志英死後我和女兒在生活上很艱難﹐經濟來源減少了一多半﹐我的工資只有66元﹐帶著七歲的女兒﹐多虧了雙方姐弟給予了一定的照顧才勉強維持下去。如今女兒已經十七歲了﹐在這十年當中﹐我們母女承受了多麼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艱辛啊﹗“六•四”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張艷秋99.2.18
21:馮友祥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劉錦華的丈夫
劉錦華﹐女﹐1955年2月26出生﹔遇難時34歲﹔生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員﹔89年6月3日晚﹐在燕京飯店西邊樓後遇難﹐腦部中彈﹔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後安葬于天津李齊莊公墓。
十年了﹐我考慮了很多﹐我想﹐最終的解決應當是國家在“六•四”事件上有個結論﹐方能解除我們難屬及全社會人民的懮慮。我在親人遇難十週年的時候﹐十分懷念我的愛人。--馮友祥 |
89年6月3日晚﹐我與愛人錦華去我妹妹家取藥﹐因為當時我們的住所正拆遷﹐在公主墳阜城路那兒暫住﹐到我妹妹家需要進城。當時北京市區秩序混亂﹐在回家途中﹐我們走到禮士路聽到西邊有槍聲響﹐就無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燕京飯店西邊樓後。我們想﹐我們並未參與運動﹐能有什麼事呢﹖沒有想到﹐當部隊行進到此地時﹐隨著槍聲﹐我倆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槍﹐我愛人腦部中了一槍﹐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後我大喊快來救人﹐接著我被送到了兒童醫院﹐我愛人送到哪裡﹐情況如何﹐當時我不知道。過了一周﹐我轉入306醫院﹐方知我愛人已被群眾送到空軍總醫院的太平間﹐她死了。她的遺體是由她單位的所長找到的。八天後在八寶山火化﹐單位負責開了追悼會﹐我也帶傷去參加了。而後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後﹐聽我岳母的意見﹐安葬在天津李齊莊公墓。
“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們的家庭就算完了﹐從那時起﹐我只好帶著我的孩子過起孤獨的生活﹐至今沒有組成新的家庭。在這十年之中﹐許多困難擺在了我的面前。第一是工作問題﹐家中出了這麼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問題﹐我也就無法在單位干下去了﹐因為我不能再干一件永遠也無法成功和能夠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氣之下﹐只好“下海”經商。這其間給我的親友們增添了不少麻煩﹐都是一些具體問題。最讓我頭痛的﹐是培養和教育孩子的問題。我不能把殘酷轉給下一代﹐我不能培養一個仇恨的心靈。但如何做呢﹖確實是件很艱難的事情。十年了﹐我考慮了很多﹐我想﹐最終的解決應當是國家在“六•四”事件上有個結論﹐方能解除我們難屬及全社會人民的懮慮。我在親人遇難十週年的時候﹐十分懷念我的愛人。我對於在“六•四”事件中同我愛人一起倒下的人們深表哀悼﹔對於這些年來幫助過我的人們表示衷心感謝。
馮友祥1999.2.18
22:石峰､韓淑香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石岩的父母
石岩﹕男﹐1962年8月出生于遼寧大連﹐遇難時28歲﹔生前為北京空政歌舞團演奏員﹔89年6月4日遇難于某一立交橋﹐頭部太陽穴中彈﹐右手有扭傷﹔遺體于八寶山火化。
石岩1978年考入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1983年畢業後分配至北京空政歌舞團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團大院內。他89年6月4日遇難時只有28歲。因為我們不在兒子身邊﹐聽兒媳講﹕6月3日晚些時候﹐她發現石岩一直沒有回家﹐就到處去尋找﹐後來在北京人民醫院太平間發現了石岩的屍體﹐是頭部太陽穴中彈﹐右手有扭傷。當時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員﹐因為有壓力不敢講真話﹐費了好多口舌﹐他才講出了一點情況﹐說石岩是在某一座立交橋上被槍打死的﹐是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給送到醫院太平間的﹐當時還沒有停止呼吸﹐後來﹐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因當時北京滿街都在打槍﹐是親朋好友冒著生命危險急急忙忙將石岩的屍體送到北京八寶山火化的。(64memo.com)
現在家裡只有我們兩個老人相依為命﹐身邊無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壓､心臟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來我們兩人艱難度日。(64memo.com)
石峰､韓淑香1999.2
23:劉淑琴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
劉淑琴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
彭軍﹐男﹐1959年11月出生﹐遇難時30歲﹔生前為新疆建設兵團司令部物資局駐京辦事處司機､辦事員﹔6月5日晨于北京朝陽區東大橋遇難﹔骨灰存放于平谷火化埸骨灰管理處。(64memo.com)
89年6月5日早上6點多鐘﹐彭軍從朝陽區東大橋的住址出門﹐準備去買早點﹐行至大橋斜街西口南邊約15米的地方﹐遇戒嚴部隊掃射﹐身中兩彈﹐一處在腳踝處﹐另一處從右後胸射入﹐左前胸穿出﹐當時由民眾用平板三輪車送往朝陽醫院掄救﹐但搶救無效身亡。彭遇難時只穿了短褲和拖鞋。
彭軍死後﹐送平谷縣火化埸火化﹐所在單位給他開了追悼會﹐並給彭的女兒一次性撫恤金人民幣2000元左右。
半年後﹐其妻帶著3歲的孩子離家而去﹐後改嫁他人﹐地址不詳。
三年後﹐即1992年的9月﹐父親彭國貴因兒子遇難受刺激去世﹐年僅59歲﹐原來的六口之家只剩下了我和女兒兩人艱難度日。(64memo.com)
劉淑琴1999.2
24:劉秀臣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戴偉的母親
戴偉﹐男﹐1969年1月5日出生﹐遇難時20歲﹔生前為和平門烤鴨店廚師﹔6月3日晚11時﹐上班途中遇難﹔骨灰安葬在昌平縣永陵。
89年6月3日晚﹐戴去前門和平烤鴨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飯店西側七路公共汽車站時﹐遇上戒嚴部隊開槍﹐不幸中彈﹐子彈從背後射入﹐前胸穿出﹐後送郵電醫院搶救﹐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于4日凌晨死亡。
當我得知兒子遇難後﹐精神失常﹐下身癱瘓﹐住醫院半年。後經多方醫治﹐幸存至今﹐但身體虛弱多病﹐精神恍惚﹐內傷已無法彌合。
其妹戴菊當時正在報考警校﹐各項條件均已合格﹐卻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牽連﹐不能錄取。後報考32中﹐學業優良﹐名列前茅﹐畢業後分配到哥哥生前單位和平門烤鴨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勞動換飯吃而已﹗
劉秀臣1999.2
25:方政的證詞:“六•四”傷殘者
方政﹐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市﹔1985年考入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89年畢業。
1989年北京發生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運動﹐我當時為四年級應屆畢業生。在學潮期間﹐我作為體院的學生會幹部﹐積極參與､投入了這埸運動。89年6月3日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從這天夜晚戒嚴部隊在北京市區開始大屠殺﹐直到6月4日凌晨﹐我們始終靜坐在廣場紀念碑週圍﹐當時各高校學生約有四千人。“六•四”凌晨2時許﹐從北京郊區沖殺過來的各路戒嚴部隊彙集到天安門廣場週圍﹐在坦克開道及軍隊驅趕下﹐靜坐的學生大約從4時左右懷著悲憤､沉痛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從廣場東南角撤離紀念碑週圍﹐當時我走在隊伍的後面。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經前門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樂廳附近一條南北走向連接前門西大街及西長安街的路)﹐然後拐上西長安街繼續向西行。此時已近黎明﹐約6時左右﹐學生隊伍靠西長安街左側(南側)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上。
...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方政 |
當我們剛拐上西長安街行至六部口時﹐突然從人群背後射出許多毒氣彈﹐頓時在學生隊伍中炸開了﹐有一顆就在我身邊爆炸﹐傾刻間﹐一團直徑大約2-3米的濃煙籠罩了我們。走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學生﹐在毒氣熏嗆下﹐加上驚嚇﹐突然昏倒了﹐我便趕緊抱起這位站立不穩的女學生向路邊轉移。正在這時﹐我發現一輛坦克正快速由東向西朝學生隊伍沖殺過來﹐於是我奮力將這位女學生推向人行道邊的護欄。一眨眼﹐這時坦克已貼近人行道邊逼近我的身邊﹐坦克的大砲筒仿彿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送到積水壇醫院去搶救的﹐在醫院施行雙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處截肢。(64memo.com)
我在醫院療傷至89年6月24日﹐大約在6月11日﹐西城區公安分局對我進行了調查備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繼續受到校方長達幾個月的詢問和清查﹐他們要我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絕。被我救護的那位女學生(本院低年級學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我由於不願與校方合作﹐校方遲遲不給作結論﹐最後取消了我的畢業分配。但我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1992年3月﹐我代表北京市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三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並取得兩項冠軍﹐獲兩項遠南地區最好成勣。後來﹐我因在北京生活無著﹐在一同鄉大姐的幫助下去海口謀生﹐一直至今。(64memo.com)
1994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我理應在全國選拔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後因我的傷殘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殘)被無理取消了參加比賽的機會。此事在1994年9月5日的《紐約時報》有詳細採訪報導。
在海口的這幾年中﹐地方公安部門一直把我當做監控對象。1995年5月底因有一些“六•四”民運人士來海口我處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員的無理搜查﹐所有人被拘捕﹐從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64memo.com)
傷愈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傷害和巨大精神創傷。
方政1999.2.21
26:齊志勇的證詞:“六•四”傷殘者
齊志勇﹐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受傷時33歲﹔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現為個體攤販﹔89年6月4日晨1點20分﹐在西單西絨線衚衕受傷﹐雙腿同時中彈﹐高位截癱。
自1989年“六•四”被槍擊傷致殘至今已十個年頭﹐我已43歲了。因我的腿是“高位截肢”﹐每當天陰下雨﹐或者想起當年的可怕情景﹐我的雙腿就疼痛麻木。
當年我家住在海淀區紅聯南村(西外)。我們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泰豐樓飯莊”。6月3日下午3點多﹐我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炎熱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干)。當我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西牆外的時候﹐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纔武警打摧淚彈來著。”(後來我住醫院時有一位女大學生就是被催淚彈頭打中右腿的)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車了﹐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64memo.com)
6月3日晚上﹐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女神像”﹐晚上我們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我坐在地下乘涼。到11點多鐘聽到廣播裡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我心裡發怵﹐就喊同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週轉圈﹐有位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我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我們還說這象是橡皮子彈﹗剛沒說幾句話﹐我往左邊一看有幾個穿迷彩服的軍人手端衝鋒槍跑過來了﹐還沒來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了...--齊志勇 |
我們這時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如進無人之境。週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我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衚衕裡﹐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有軍令﹐誰那裡有水給他們喝點。”我這時還是想過馬路去推自行車。正在這時﹐有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裡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絨線衚衕裡﹐此時槍聲大作﹐看到東側昇起了信號彈。這時約為6月4日凌晨1點20分左右﹐我在衚衕裡面看到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裡往西看裝甲車上的火光。就在這時﹐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衚衕的朋友喊了我一聲“小齊﹗”我說﹐你怎不回家﹖他說我家衚衕裡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我們還說這象是橡皮子彈﹗剛沒說幾句話﹐我往左邊一看有幾個穿迷彩服的軍人手端衝鋒槍跑過來了﹐還沒來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了﹐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涌﹐我用力大喊﹕“救命啊﹗”這時有幾個人跑過來﹐他們一看﹐我還活著﹐打著腿了。一位小伙子脫下上衣撕成條﹐把我的腿包扎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個洞﹐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抬著說﹐趕快送醫院。此時有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就這樣人們把我抬到了市第二醫院﹐可是市第二醫院不知何故沒開門﹐於是又把我抬到急救中心。(64memo.com)
從我中彈的西絨線衚衕到市急救中心﹐少說也有四里地。到了急救中心一看﹐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看了我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把衣服撕掉換了止血帶。此時正好來了輛麵包車﹐醫生說﹐這裡忙不過來﹐趕快往南城送﹐那邊可能好點。我被抬上這輛車後﹐車上已有兩位受傷者。車開著開著﹐突然我左側的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他身上掉下來了﹐我叫了他幾聲﹐他沒有聲音﹐司機說他可能死了﹐我一聽很快就昏過去了。等我甦醒過來時﹐我已經在宣武醫院了。急診室的醫生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根部說﹕“骨動脈沒了﹐你叫什麼﹖”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他就把我的名子寫在我的胳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到了手術室﹐那時約3點半﹐由於手術臺都正在使用著﹐等到5點40分才輪到我動手術。這時負責救我的人打電話叫來了我弟弟﹐我弟弟問大夫﹐他死了嗎﹖大夫說﹕“問題不大﹐我們會掄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整個手術進行了6個小時﹐因為是兩條腿﹐輸了1800ＣＣ鮮血﹐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說我幸虧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扎﹐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6月13號醫生決定截肢﹐我的左腿有動脈去﹐沒有動脈回。醫生讓我媽簽字﹐我媽一聽截肢就哭了﹕“我不簽字﹐我生他時﹐好胳膊好腿﹐我小時候見過小日本､國民黨﹐也見過八路軍。我兒讓解放軍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我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64memo.com)
7月16日由於傷口感染﹐進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炎熱﹐左腿疼痛難熬﹐望著殘肢真不知以後怎麼活。(64memo.com)
我們單位遲遲不肯交醫藥費﹐8月7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人帶著我乘車到了我的單位﹐一位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接受診治(受傷)病人273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最後單位這才給付了醫藥費。
單位無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辦了退職手續﹐每月發給我50元生活費和副食補貼。妻子因此跟我離婚﹐我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後我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齊志勇1999.2
27:Zhangzhiqiang的證詞:
“六•四”傷殘者
Zhangzhiqiang﹐男﹐1961年4月3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師。
1989年6月3日下午6時左右﹐我與兩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看“女神像”﹐8點左右到達廣場﹐此時廣場上人很多﹐女神像聳立在廣場北側﹐看過女神像﹐我們聽講演﹐然後繞廣場轉了一周。在廣場﹐我們聽到了當天下午在西單發生的戒嚴部隊的軍火車被民眾截留一事﹐於是我們決定去西單看看後回校。這時大約晚11時左右﹐我們突然聽到很大的機器聲從前門方向傳來﹐只見一輛裝甲車從前門高速向北駛來﹐人群飛快向兩邊散開﹐裝甲車在人群中飛馳著﹐場面很恐怖﹐最後裝甲車向西駛去。我們還是決定去西單﹐到了六部口由於人多﹐我們把自行車放下﹐步行前往西單﹐到西單已是12點左右。在西單十字路口看到了幾輛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這時從東西方向傳來槍聲﹐場面很亂﹐有幾個從東面跑過來的人喊﹕“解放軍開槍了﹗”這時我們幾個人已走散了﹐我看到一些人抬著傷員過來﹐我與他們一起往西跑。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突然在我腿下一聲爆響﹐我隨即倒地﹐右腿失去知覺﹐我知道不好了﹐肯定是中彈受傷了﹐於是大喊。(64memo.com)
有幾位戴著北京師範大學校徽的學生過來抬著我繼續往西跑﹐抬到一處院子停下﹐他們說需要等部隊過去才能出動。他們問我傷在哪裡﹖這時我的腿開始疼痛﹐從正面看﹐腿腫的很厲害﹐卻看不見傷口在那裡﹐我說是跑的時候受的傷﹐傷口應該在後面﹐我用手摸了一下後面﹐滿手是血(果然是部隊向跑散的人群亂開槍)。過了一會﹐槍聲過去後﹐有人找來一塊門板﹐他們將我放在門板上抬到了一家醫院﹐由於那裡傷員太多﹐我被簡單包扎後﹐被轉到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的大廳內﹐一位工人日報的記者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請他通知了我的家裡。後來我被送進手術室進行了第一次手術──清創手術。我的傷口位於右大腿正後方的中間處﹐傷口是一個拳頭大的洞﹐骨頭缺損2厘米左右﹐肉向外翻著﹐從X光片上看到了肉裡還有數片金屬碎片﹐顯然中的是炸子。
兩個星期後進行了第二次手術──接骨､植皮﹐一個月後出院。以後由於右腳無知覺﹐腳也無法活動﹐又去宣武醫院檢查﹐證實坐骨神經被打斷﹐神經缺損較多。為此﹐89年12月又住醫院進行了第三次手術──移植神經﹐術後一個月﹐又得了急性骨髓炎﹐又住進了香山醫院﹐用中醫法治療骨髓炎。按醫生要求﹐治療前應先去掉鋼板﹐於是進行了第四次手術──去鋼板。90年5月份出院。由於我是瘢痕體質﹐康復很慢﹐右大腿肌肉粘連很嚴重﹐右腿嚴重強直﹐91年2月住積水潭醫院進行粘連松解手術﹐這次手術切除了一部份骨臼關肌肉﹐術後活動範圍可達90度﹐一個月後出院。由於骨臼頭肌肉被切除﹐致使右腿關節無力﹐在91年的一次外出時又發生骨折﹐再次住進了積水潭醫院﹐進行了第五次手術──接骨﹐術後休養到94年﹐上班至今﹐前後共住院治療一年多。
受傷時﹐我剛結婚兩個月整(89年4月2日)﹐我的受傷給雙方家庭帶來了巨大痛苦﹐我的妻子更是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痛苦﹐在我的多次手術過程中﹐都是由她陪伴照顧我﹐要知道我們剛結婚兩個月﹐還沒有享受新婚帶來的快樂。﹐至今我的大腿還帶著鋼板﹐右腳沒有知覺﹐右腿無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摔倒﹐給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64memo.com)
ZhangZhiqiang1999.2
孫輝﹐男﹐1970年出生寧夏石嘴山市﹐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89年6月4日8時左右于北京復興門附近遇難﹔現骨灰存放于石嘴山家中。
孫輝的遺體是在八寶山火化的﹐當時有北大化學系幾位領導､孫輝的老師和孫輝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學在埸。起先我們想把孫輝的骨灰帶回家﹐校方考慮當時北京局勢緊張﹐勸我們寄存在八寶山﹔我們于三年後把孫輝的骨灰取回寧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難時35歲﹔生前為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重型汽車鑄造廠傳動橋廠職工﹔6月3日晚12點﹐于珠市口十字路口處遇難﹐子彈射中頸部大動脈﹔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