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证词

1:徐珏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吴向东的母亲

吴向东，男，出生于1968年8月13日，遇难时21岁；生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工人、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89年6月3日晚11时左右于木樨地桥头附近颈部中弹，4日晨死于复兴医院；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64memo.com)

89年6月3日晚8时，向东送女友出门一直未归，约于当日晚21时在长安街复兴门桥遭解放军射击中弹，当时被市民送往复兴医院抡救，约6月4日凌晨与世长辞。6月3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柜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可悲啊！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有学生了。此时已是4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火。

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百多人，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死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单，询问旁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50多个名单都是放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凄惨悲壮，愤恨不屈的英烈们的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那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英俊的、视死如归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未闭。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扶的双手。(64memo.com)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7日，在30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1－2厘米，射出口为2-3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64memo.com)

我的儿子离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没有死，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21岁短暂的生命，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一生！我儿子曾在5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争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吴卫东骑着一辆黄色自行车，车后安放着胞兄“吴向东”的骨灰盒，就算是“灵车”。我身着白衣骑车紧跟卫东卫护着向东的“灵车”。一路上，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安葬儿子的。我们为儿子立了一块墓碑，碑上刻着红、黑二种体字，红的写着“吴向东之墓，生于1968年8月13日，死于1989年6月4日。”黑的写着“立碑人：父吴学汉，母徐珏”。

但是，谁又能想到，1995年11月，儿子向东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吴学汉”四个黑色字体竟然改写成了红色字体。父亲也跟随儿子向东走了。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壮年汉子终因悲伤抑郁过度而得了绝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为了讨回公道，多次求告无门。

几年后，我们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难家属群体，从此他获得了力量，同其他难属一起从事难属的救助活动，一起为讨回公道奔走呼号。但是，我们也因此长期遭受“安全部门”的跟踪、监视。苍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难道能让视生命为草芥、视法律为儿戏、任意践踏人类生命尊严的刽子手李鹏永远逍遥法外！我们，一群“六·四”难属，向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已申诉了五个年头，可那些所谓的“委员长和委员们”，对我们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现在我们醒悟了，站起来了。真理属于全人类，全世界。我们要走向世界，恳请、呼吁联合国和世界人权组织为我们死去亲人讨回公道，用国际法惩办杀害无辜人民的罪魁祸首李鹏！让真理的光辉照亮全世界各个角落！(64memo.com)

徐珏1999.1.21

2:袁可志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袁力的父亲

袁力，男，出生于1960年7月7日；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遇难前已接到美国 Stevens Inst. of Tech 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已取得出国护照，预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年6月3日子夜(约晚间11时45分)在木樨地遭戒严部队枪杀，临近6月4日零时被人送海军医院，因身上无证件，被列入2号无名尸体。遗体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64memo.com)

89学生运动发生后，北京市全民响应，万人空巷，袁力因坚持工作，并没有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但他时刻关注着学运的发展情况。当父母因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受冲击心存余悸而劝他不要过多介入运动时，他则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还忧心忡忡地说：“一旦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呢？”在89年“六·四”以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学运消息。(64memo.com)

5月20日晚，偶遇参加绝食的理工大学学生李**，袁力与他畅谈良久，并要求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领袖们捎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他认为民众已经行动起来，已无必要继续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断然举措。后来袁力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兴奋不已。6月2日下午，袁力在办公室内与同事们谈论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民众堵截受阻，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开枪，袁力则说绝不可能，人民解放军决不会向人民开枪。他对官方宣传的所谓“军民鱼水情”深信不疑。6月3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因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门广场，于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正遇学生们在府右街附近拦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而且还有人用枪尖刺刀举着钢盔示威。袁力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正义行动，大快人心。此时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击人群夺回武器，袁力与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手挽手拦住解放军，劝说他们退回人民大会堂内，直到晚8时才回家吃晚饭洗澡。(64memo.com)

当晚约11时半，袁力听到军事博物馆至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就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木樨地，他母亲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可前去！”袁力则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打听消息，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当时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裤，颈上围一条白毛巾，说是为了碰上催泪弹等毒气时捂鼻子防毒之用。他执意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和他母亲通宵达旦没能合眼。6月4日凌晨没见他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我们请邻居帮忙找来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寻找，并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询。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到各医院寻找。从6月4日起的半个月里，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从长沙赶来的姐姐以及其他亲友们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区内的44家医院，都找不到袁力，连尸体都没有见到。莫非是被戒严部队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虑、恐惧、…….这样日子实在不好过。直至6月19日，我们再次到各医院拉网寻找，终于在海军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原来袁力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成了无法找到亲属的无名尸。在这段时间里，袁力的遗体曾被北京市弹簧厂的工人误认领走，两天后才送回。幸亏海军医院的一位老者想尽办法保存好尸体，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没有腐烂。

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兴医院，尸首堆积成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被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间，袁力失踪的消息一传出去，不仅许多亲友来我家探望慰问，而且还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他们在木樨地桥头下和在桥侧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残酷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及伤者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列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地桥，有人看到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64memo.com)

从袁力的尸体我们发现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参见照片)，鲜血染红了背心和整条牛仔裤(血衣犹存)。我们断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枪托击伤的；子弹是从军车上举枪往下射向袁力的，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袁力尸体脸部，双目睁瞪，口微张，作喊话状。在火化前我们才为他瞑目合嘴。

89年6月24日，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约300人。在仪式开始前，我们亲眼看到两个一人来高、装得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远处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恶臭。对“六·四”惨案死难人数统计中，像这样的遇难者，恐怕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后人以“六·四”国耻日来纪念他们了！

1989年7月29日，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内，举行了袁力骨灰下葬仪式，袁力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十年来，袁力的死留给亲人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合的。杀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惨案，但这只会使人们对杀人者的愤怒和对无辜死难者的痛苦记忆在心底里埋得更深。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导致袁力的母亲高血压症病情加剧，心脏病多次恶性发作，特别是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时因晕厥而退埸。从89年以后的几年中，袁力的母亲每年都因高血压心脏病恶化而住医院治疗。再加上每年清明节、“六·四”在万安公墓扫墓祭奠时，总是受到军警、便衣的监视，这种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们遭受身心双重损伤。安度晚年已成绝望。

袁可志1999.1.

3:苏冰娴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赵龙的母亲

赵龙，男，1968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遇难时21岁；生前在家待业，临时在隆福商场打工；89年6月4日晨2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民族宫至六部口地段遇难，左胸部三处中弹；现骨灰存放在家中。

赵龙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经两年磨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他说“妈妈，我要挣点钱交学费上学了。”我儿子是一个天真烂曼的青年，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尊长爱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电子琴也弹得动听。他的存在使我们家里充满了活力与欢乐。

1989年5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厦打工。5月的北京是不平静的，百万学生和民众发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示威请愿运动。赵龙与他的商场伙伴关注着这场运动，多次走上了街头。他还常常在下班后去天安门看望读大学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严后的一天晚饭时，我说：“龙龙，你别去游行了，也别去天安门了，你还小，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说：“妈妈，你放心，我只想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发现他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好象一下子长大了。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们四人围成一圈。我说：“今晚咱们谁也不许出去！”因为晚饭前我去西单路口，看到长安街上气氛异常，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警告民众不要出门。我女儿米兰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赵龙和他们也一起下了楼。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们归来，深夜12点多了，仍不见他们回家。这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宿舍楼里的人们一下惊呼起来，争先恐后地奔向楼下，纷纷议论着是真枪还是橡皮子弹？我惊恐万分，随着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在这里，我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着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而在大街上，几辆坦克由北向南呼啸而过，青年们飞车也向西单路口冲去。在路灯下，我一眼看见穿黄色Ｔ恤衫的龙儿，他飞车进了胡同，我心中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我对身边的丈夫说：“你骑车回去看看，别让龙龙出来了！”我丈夫说他的车在民族宫，人多车多不好找，他就步行着回家。

过了好长时间，丈夫回到路口说：龙龙不在家；院里的阿姨们不让他再离开家，龙龙说要去找妈妈，又骑车出去了。我丈夫说龙龙机灵，不会有事的。这时已是4日凌晨1点40分了，我16岁的女儿说到西单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开路的戒严部队一路自西向东扫射，她扑倒在地，躲在花坛后面，根本无法去长安街上寻找哥哥，于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6月4日凌晨5点多，我上了长安街，想去天安门找龙儿，或许他被困在那里。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自红墙至电报大楼处，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锁了去天安门的通道，待愤怒的人群喊着“打倒法西斯！”冲向他们时，部队就扔出燃烧弹，群众就往西边退，地上一滩滩鲜血，有的已经变成暗红色，万分惨烈，万分悲壮.....(64memo.com)

从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龙龙的朋友、同学、我的朋友、同事分头去了各大医院。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却没有龙龙；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也没有龙龙；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着；这里也没有龙龙。我们猜疑龙龙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统的朋友及监狱的朋友们打问，他们说当晚没有抓人。6日晨，我丈夫终于在辟才胡同路口见到了赵龙的自行车，我们判断他没有走远，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们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7日，有位同事说他女儿任职的一家位于宣武区四川饭店附近的医院，还有好多尸体无人认领。那时长安街仍被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封锁着，并不时传来枪杀群众的消息。我丈夫说他一个人去，他迂回到布满坦克的复兴门立交桥下，绕道到了那家医院。院方让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认定2号就是，进到太平间细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尸体未被认领，2号尸体的脸和下身都肿得变了样；但从他那被鲜血染红了的黄色Ｔ恤衫、浅兰色短牛仔裤、白色耐克鞋等辨认，他就是赵龙。他左胸连中三枪。据院方讲，6月4日凌晨2点多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钢体育教练说是他和他的伙伴用平板车把龙龙送来的，他死在六部口一带。

7日下午，我们拿着我妹妹亲手缝制的洁白被褥覆盖了龙儿的遗体。他们怕我支持不了，不让我接近龙龙的遗体，我哭喊着：“我学过解剖，我不怕，我要见我的儿子！”我儿子的遗体被抬出来放在我脚边，女儿跪在哥哥的身边连连磕头，大声喊着：“哥哥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好了！”6月8日，我们去八宝山为龙儿火化、送行。这时的长安街上仍然戒备森严，两侧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我们到八宝山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大门已关闭，我们叫开了门，当班的师傅同情地说：“收，都收下！”接着又有几辆运尸体的车开进来，院里、厅内放了很多尸体，师傅准许我们把龙儿的遗体停放在过道内。那种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有一位刚从四川来京当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层楼阳台上被子弹射杀，她40岁左右的儿子从四川来京奔丧，哭着对我说：“大姐，你给我母亲照两张相吧！”我为那位安静地平躺在车上的惨死的老人家照了几张相，老人的儿子给我留下了四川万县的地址。可惜胶卷在冲洗时爆光了。三天后，我们把龙儿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6月11日，这天到这里存放骨灰的人很多。(64memo.com)

此后，我们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1992年上半年，派出所来人要我们把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则他们就要统一处理了。尽管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仍不允许放在那里，我们不得不把龙龙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一直到今天。

苏冰娴1999.1.19

4:丁子霖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

蒋捷连，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刚满17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29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64memo.com)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学运一开始，蒋捷连就十分关切。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来于人大、北大看大字报，听大学生讲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就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请愿，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蒋捷连作为一个中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此后又多次参加运动。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后，他常于夜间骑自行车前往广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学校上课。5月17日，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活动进入高潮，蒋捷连与班上数名同学组织所在学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学生参加了首都百万人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大游行，这是首都中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走上街头。5月19日李鹏发布戒严令后，他又多次于深夜外出参加首都民众堵截军车、向军队说明学运情况、劝阻军队不要进城的行动。6月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广播“紧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后，他在家里坐立不安，担心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安危，一定要骑车去天安门。我在家里苦苦拉劝了他两个小时，最后他挣脱了我，冲进卫生间，倒插上门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层），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6月3日蒋捷连离家的时间是晚10点半。他在人民大学校门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学，两人相约骑车去天安门，但到木樨地就再也无法前行了。此时木樨地桥头整个地段人潮如涌，与自西向东强行突进的戒严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戒严部队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疯狂扫射，大批民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时，蒋捷连和他的同学躲到了地铁站出口处以北、29号楼前长花坛后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学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他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黄色的T恤衫。这时的时间是晚11点10分左右。当时，周围的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抬到29号楼北侧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后来嫌板车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辆出租车，由两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众把昏迷的蒋捷连抬上车，送往了医院。(64memo.com)

蒋捷连彻夜未归，也无处去寻找，我们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学校门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点多，同去的那位同学由其父亲陪同来我家里报信，说蒋捷连受了重伤；他由于当时出租车里已挤不下人，没有能随车去医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蒋捷连被送往哪一个医院。

4日晨，我们亲属、邻居及学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医院，所到医院死伤者难以计数，但均未找到蒋捷连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儿童医院通知人民大学校方去认领尸体。原来我儿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儿童医院。据后来医院的大夫说，蒋捷连是第一批送往这所医院抢救的伤员，当医生把他抬上临时搭起的手术台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后来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为“来院前已死亡”。蒋捷连是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难者。(64memo.com)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学校方派车把蒋捷连的遗体转到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存放在该院的冰柜里。6日下午4点，我们父母、家人、亲友、师长等20余人在医院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在他那浓密的乌发周围扎上了那条他引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整个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蒋捷连的遗体避开戒严部队绕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前，他的亲属和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师生为他献上了花圈，一幅写着“爱国光荣”的挽联覆盖在他的遗体上。父母因悲伤过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亲用血泪写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贴胸处。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蒋捷连是中共当局在内部情况通报中正式承认并见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难中学生（现在已知的遇难中学生已不下名）。

1989年9月11日，即蒋捷连遇害百日之际，我们把他的骨灰迎回家里，安放在他生前睡觉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竖柜正面，他父亲为心爱的儿子刻下了如下碑文：

这短暂的十七年
你象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又象真正的人那样死去
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
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丁子霖1999.2

5:孙承康、于清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孙辉的父母

孙辉，男，1970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89年6月4日8时左右于北京复兴门附近遇难；现骨灰存放于石嘴山家中。

1989年6月4日8时左右，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后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躲过这埸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并把遗体送回到北大。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奋，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很害怕，立即下令仃课将学生放假。我们赶到北大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孩子身上几乎全是血迹，其状惨不忍睹。(64memo.com)

孙辉的遗体是在八宝山火化的，当时有北大化学系几位领导、孙辉的老师和孙辉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学在埸。起先我们想把孙辉的骨灰带回家，校方考虑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劝我们寄存在八宝山；我们于三年后把孙辉的骨灰取回宁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孙辉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生；他性格开朗，热爱同学，孝顺父母，在家乡尊老爱幼，是邻居公认的好孩子。当噩耗传到故乡时，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排着长队来家吊唁，人人痛惜英年早逝。孙辉的死，毁掉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他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心脏病越来越重，怕看电视，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十年啦！仍然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面，经常住医院，每年都花好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

孙辉的祖母痛失爱孙一埸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不到一年我家痛失两位亲人；我虽然刚强无泪，但一年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

孙辉遇难后，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后只好辞职。

95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州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于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当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64memo.com)

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孙承康、于清1999.2.2

6:吴定富、宋秀玲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吴国锋的父母

吴国锋，男，出生于1968年7月3日，遇难时不满21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86级学生；89年6月4日凌晨遇难，遇难地点不详，在北京邮电医院找到尸体；现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们远在四川成都新津县，89年6月8日上午10点，镇政府派人通知我去谈话，到了镇政府，当官的告诉我：你儿子吴国锋在北京遇难了，详情不知。当官的要我们到北京去料理后事，说由白副书记陪同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员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后我只有哭，国锋母亲问我为何要哭？在再三追问下，我只得如实相告。国锋妈妈当即大叫一声，从凳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过来，以后就不吃不喝。

6月9日，我们从成都乘火车上北京，两天一夜国锋妈妈未沾一点饭食，只喝了一点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位姓张的副书记，是个女的，她到车站把我们接到学校招待所，要我们先休息，第二天谈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张副书记向我们通报了“六四”前学校和国锋的情况，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把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答复说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我们说，国锋上有爷爷、奶奶，不能把遗体运回去，也要让我们照几张相片带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他们答复说，可以，但要严守秘密。6月13日，我们在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在北京的同学都到了，学校其他系的学生被劝阻没有参加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将国锋的遗体送到了八宝山公墓火化，当天下午取回了骨灰。(64memo.com)

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后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7-8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后还没有死，后来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夺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国锋于1986年7月以每门课程平均90分以上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遇难时差一个月才满21岁。他本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国锋遇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极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后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也已失去劳动能力。(64memo.com)

吴定富、宋秀玲1999.1.24.

7:刘天嫒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肖波的遗孀

肖波，男，1962年6月生，湖南省龙山县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

肖波于89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遇难，左胸前子弹贯通主动脉，动脉被击断。5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遇难时年仅27岁。现骨灰存放在家乡龙山县家中。(64memo.com)

肖波出事时，我正在湖南家乡坐月子，事后听闻：89年6月3日晚，肖波与一位老同学相约去木樨地，因为肖波是化学系85级斑主任，听说木樨地情况紧张，担心会有本系本斑学生在木樨地出危险。据那位同去的同学讲，他和肖波到木樨地没多久，街灯就全熄灭了，人群开始骚动，枪声爆起，他俩被挤散，这位同学就在木樨地的桥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发现肖波没有回来，急忙约了几位同学去找，一直到6月5日才在复兴医院找到了肖波的遗体。(64memo.com)

肖波死于左胸前子弹贯通伤，主动脉被击断，流血过多，而当时复兴医院没有做抡救枪伤人员的准备，血浆根本不够用，他们事先只准备了大量眼药水、纱布，以为戒严部队至多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象肖波这样流血过多，无血浆救急而死亡的遇难者占了相当比例。据复兴医院的医护人员讲，肖波在自己被中弹前曾抬别的伤员来医院抡救，医护人员对他有很深印象，没有想到随后他自己也中弹被抬进了医院。肖波临终前，一直用手压住胸前伤口以止血，并告诉在埸的人，他有一对刚出生的孩子，请转告组织，照顾好他们.......。(64memo.com)

6月16日，我在万分悲痛中支撑着从湖南老家赶到北京，同来的有肖波的父亲、叔叔和我的弟弟。两天后到八宝山与肖波遗体告别，遗体火化后，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92年又将骨灰取出带回湖南老家。

肖波的遇难对我是睛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为肖波死于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87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肖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如今肖波遇难已近十年，也不见一个“说法”，作为死难者亲属，我们长期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尤其是对老人、孩子，绝口不敢提起这件伤心之事，我只想问，何时才能讨回一个公道？！

刘天嫒1999.1.19

8:张先玲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

王楠，1970年4月3日出生，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中二·二斑学生；6月4日凌晨三时半遇难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现骨灰存放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

1989年6月3日晚11时20分左右，王楠携带照相机，头戴摩托用头盔，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11时左右，他曾给同学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拍摄历史的镜头。6月4日凌晨一点多钟，在人大会堂北门对面、南长街口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左上额，子弹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后穿出，头盔后面留有弹痕。后来被赶来的医学院学生抡救无效，于三点半钟死亡。(64memo.com)

王楠中弹后，在埸民众曾冲上去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但此时戒严部队已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时的目击者;一位司机和一位学生讲，那时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抡救，因为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呀！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后来，从南长街北面两次开过来救护车想到长安街抢救伤员，均被在路口警戒的军队截堵了，其中有一辆车上的医生(男)经民众请求，曾下车与部队交涉，要求将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伤员抬走，却被戒严部队断然拒绝，只好作罢。救护车无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两辆救护车中一辆是北大医院的，另一辆可能是协和医院的。(64memo.com)

大约在6月4日凌晨零点左右，有一些医学院学生和医疗器械公司的职工自发组成救护队，不顾戒严部队的警告，从西单一路救死扶伤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发现了王楠和其他两位受枪伤的人，立即给包札了伤口，当时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们看到王楠的学生证后，立即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位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后，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番号为51010部队)，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除了包札、人工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凌晨三点半身亡。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死体运往医院，以便于家人认领，士兵们又找来一位年青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但这些医生还是等到天亮，由一位医生先去找电话，向学校报信，留在南长街的医生们被戒严部队赶走，并将戒严线向南长街口内推进20米(这三位医生后来都来找过我)。(64memo.com)

天亮后，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涮，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卫生局共同将尸体挖出来，此时死者身上的证件(或死亡说明书)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无名尸。只因王楠刚军训回来，身着旧军衣，腰扎一根当年新发的武装带，被误认为是军人，才将他送到护国寺中医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后经戒严部队几次核实，确认他不是军人，才经由学校通知家长认尸。(64memo.com)

王楠死后，父母健康受到极大打击，至今父患心脏病，母亲严重神经衰弱。

张先玲1999.2.9

9:谢京荣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谢京锁的姐姐

谢京锁，男，1968年2月19日出生，遇难时21岁；生前为北京联合大学轻工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86届学生，6月4日晨于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遇难，骨灰存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89年6月3号下午，京锁去接她的四姐回家，晚上未归。因当晚北京的情况紧张，全家人及亲朋好友非常担心、着急。第二天京锁仍未回家。6月4日早上，我们到医院及街上寻找，去过人民医院、水利医院、铁路医院、复兴医院以及木樨地、公主坟等路口，均未找到。6月7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们到急救中心认领尸体。校方及家人来到急救中心，得知谢京锁已于6月4日遇难死亡；死亡通知书写明是“心脏遽停”。在急救中心，据一位司机讲，大概是3日晚，京锁中弹后，被民众送到急救中心。我们全家人至今也没有掌握确切的遇难地点和时间。京锁的受伤部位共有六处，胸前背后都有大面积的血印，从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家人至今也搞不清楚是枪伤还是棒伤，但下半身有枪伤，被子弹击中生殖器部位。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个可怕的枪伤死亡结果。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更大痛苦。

6月11日上午，校方及亲属、好友在八宝山进行了遗体告别和火化，后把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三年，随后转存于北京福田公墓至今。在谢京锁遇难后，全家承受了无比的痛苦，尤其是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姐姐失去了亲爱的弟弟，全家人失去了唯一的大学生。母亲遭受这样的沉重打击后，有半年时间未迈出家门，怕触景生情精神上难以承受。由于当时母亲精神完全崩溃，家里人又忙于救治、安慰、陪伴。父亲承受不住打击，体重下降20多斤，后来身体又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总之，“六·四”带给我们全家及亲朋好友的痛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有说不尽的痛苦，有说不清的思念。(64memo.com)

谢京荣1999.2.4

10:周淑庄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段昌隆，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不足24岁；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84级应届毕业生；1989年6月4日晨于西长安街西单至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学Ａ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儿段琦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于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段琦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小女儿段君和Ａ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看看。昌隆回来不久便又推车走了，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我家在西城区北端的鼓楼附近，6月4日凌晨一至三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段琦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无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不断，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密集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64memo.com)

4日上午9点多，段君和Ａ由天安门广场辗转回来了。她俩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和她们在一起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晨被枪杀的；是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昌隆背到了邮电医院(这位学生当时未留下名字，我们始终未找到)。据医院推测，昌隆是在西单;民族宫一带遇难的。当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马上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5日8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64memo.com)

我们听说后，由家里亲友于5日早晨乘车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回家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二十六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象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悲愤的感情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声恸哭，在埸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还的！”(64memo.com)

这时清华大学的救护车早已仃在太平间外边等候，听说已与市教育、卫生部门商妥，同意把昌隆尸体运回学校。6日上午在学校开了追悼会，下午向遗体告别，之后送八宝山火化；八宝山一些在埸的人还为昌隆用松枝编织了花圈；9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金区、舜组。

昌隆的父亲四十四岁方得此一子，从昌隆65年落生到89年长大成人，用了父母毕生精力，正当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报效祖国，为家顶门立户之际，却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对我们家庭是毁灭性打击，家中只有风烛残年的老夫妻俩相依为命，见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更触及我们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夜雨孤灯之际，面对爱子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短暂的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札札实实成长起来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报国之心，刻苦学习，关心集体，以极大的热情为同学服务，深切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昌隆从小学起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直到中学、大学,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说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别是上大学后，变得更加成熟了，记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说：“我只上了爱国主义这个台阶，就这一层我上得是踏踏实实的....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在89年那埸要民主、争自由、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后，在6月4日晨，他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反抗残暴镇压的第一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刽子手的枪弹！昌隆的死，不是由于病魔和车祸，而是由于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当权者护短拒谏，反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为“动乱”！又调来数十万野战军，动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陈长安道、血溅北京城的空前大惨剧!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一方面要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静的观察、思考，我们也逐渐觉醒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权利，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64memo.com)

周淑庄1999.2.2

11:杨大榕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杨撼雷的父亲

杨撼雷，男，1970年3月24日生，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流芳宾馆厨师；6月4日凌晨，于北京饭店西南池子附近遇难，左下腹脾脏部位中弹。

6月3日下午，撼雷说要出去换月票，我们家长再三嘱咐他一定要速去速回，因为现在外面很乱。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等到晚上，没有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等到第三天，也没有回来。我和他母亲到处寻找，到处打电话，找遍了亲戚朋友和他的朋友同学，都说没有见到。一直到第七天，6月9日那天，他的一位同事到我们家来问小雷回来没有？我们问他，你见到撼雷了吗？他说，6月3日那天杨撼雷买完月票就去了他家，晚饭也是在他们家吃的，吃过晚饭后他们俩就出来(他的同事在朝内南小街禄米仓一带住)，当时已是晚8点左右，路上也没有公共汽车，人很多，大家都朝东单方向走去，他们也随着人群走到东四后又向南走去，不觉走到北京饭店前边，回也回不来，走也走不了，就这样在那里大约耽了4个小时。忽然人群骚动、枪声四起，大家一齐向后乱跑，他们俩从此冲散了。(64memo.com)

我们听了他同事的叙述便到协和医院去查找，果然查到了，但看衣服颜色好象不对，医院医生说，你们不看他衣服已经被血染了吗？枪伤部位在左下腹脾脏部位。据医生说，如果抡救及时是不会死的；可是从夜间一、两点钟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那时已死了很长时间了。

撼雷死后，他母亲一天哭好几次，我总觉得这孩子没有死，象出了远门，在大街上看到了与他年龄一样的孩子总想他又回来了，就这样一连几年。现在，我和他母亲都已退休，两人每月加起来800元的退休费勉强度日。

杨大榕1999.1.31

12:郭丽英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杨汝霆的妻子

杨汝霆，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遇难时41岁；生前为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6月3日遇难，右臂和肺中弹；现骨灰安葬于北京温泉公墓。

89年6月3日晚，天气闷热，晚23点20分左右，汝霆洗澡后换了一身新的白色弹力背心，白色短裤，穿着拖鞋到街门口乘凉；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后来，我听到外面有枪声，就起来寻找丈夫。我到了院子里，听院里的邻居讲，他们看到汝霆刚刚推了自行车出门。我想去找他，就向胡同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条，街上群众劝说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枪声激烈，出去有危险。他们劝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亲属们找了很多医院，最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太平间找到了他的尸体。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他中弹后被民众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但没有救活。现骨灰安葬在北京温泉公墓。(64memo.com)

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11岁，上小学五年级(奋斗小学)；老公公年迈体弱患脑血栓，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单位同事和亲属朋友们热情关怀帮助下，在社会各界及海外广大学者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下，我度过了十个年头。我盼望政府能给予一个公道的结论。

郭丽英1999.1.21

13:张树森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陈来顺，男，1966年3月2日生，遇难时23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89级新闻系在校本科生；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头部左侧中弹遇难；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金山陵园（南二区三排四号）。

89年6月3日晚6时左右，陈来顺与其大姐陈秀英一同离家至崇文门地铁处分手，此时北京情况已很紧张，大姐怕出事，劝来顺不要出去，来顺说要回学校交论文、取毕业照片，他没有随大姐回家。当时陈来顺背了一个深驼色书包，包内装有论文草稿和照相机等物品。因当时交通严重堵塞没有公共汽车，陈来顺步行绕道走到美术馆附近，遇上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俩人相约到他同学家里聊天下棋。据后来同学讲，到晚上11时左右，他们听同学家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专业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家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当时聚集在大会堂附近的学生和市民慌乱得到处躲藏，陈来顺和他的同学被密集的人群拥挤得无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两间小平房(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当时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广告牌的后面)的顶上蹲着，戒严部队见平房顶上有人，就向上面开枪，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炸子”。当时被民众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抡救，不治身亡。(64memo.com)

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不想灾难落到了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后，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来，我们的身心被失去儿子、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受到严重的伤害；随之是冠心病、糖尿病、白内障、胃部时常不适等病症接踵而至，我是来顺的妈妈，每当祭祀的日子到来，我便几日不思饮食，泪水相伴度过那思念儿子的日日夜夜。(64memo.com)

张树森1999.1.31

14:尤维洁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遗孀

杨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难时42岁；生前为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于南池子受枪伤，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6月6日8时于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万安公墓。

杨明湖6月4日清晨1点离家，当时我和他听到枪声一起下楼，听邻居从西单回来说起大街上发生的情况，杨明湖很担心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决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3点多他由群众用平板车送至同仁医院。他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医院只对膀胱缝合，骨盆处由于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细管找不到，医生已无法给他做手术。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月6日8时死亡。临终时他用微弱的声音深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

杨明湖带着很多遗憾而死，他正值壮年，有许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对我们的家庭造成巨大打击，我们有一个当时尚年幼孩子，需要我们共同抚养教育，现在这一重担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孩子过早失去了父爱，过早地承受了不应该由他承受的心灵创伤。当时我的孩子尚未满五岁，正值启蒙阶段，父亲的教育对于他来说将永远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厂经济效益不好，工厂转行，对于我来说，独自承担孩子的成长教育其艰难是难以言喻的。“六·四”这一血的事实让我震惊，对于政府用这一残酷暴虐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国民我深感愤慨！(64memo.com)

尤维洁1999.1.28

15:黄金平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杨燕声的遗孀

杨燕声，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中国体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89年6月4日7时在正义路抡救伤员中弹，子弹射入肝部，于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89年6月4日早5点多，当我们都酣睡时，忽听有人敲门：“燕声，燕声，外面开枪了！”我听燕声骂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过了一会，我回头找他时，他已经离家骑车走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诀。杨燕声4日凌晨骑车至正义路，那里还在开枪，路边站着很多人。这时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爬下了，燕声也爬在那儿。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周围的人：“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在周围的人中有北京医院的大夫，他们目睹了这一切，并和周围的人用三轮车将燕声送到他所在的医院，立刻送到手术台抢救。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抡救了。北京医院的大夫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

我永远失去了初恋的丈夫，孩子永远失去了爱他的父亲。那时，孩子只有一岁八个月。当孩子三岁时，提出了我有父亲吗？他是多么渴望见到父亲啊！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艰难生活着。沉重的生活负担都由我一人承受着。孩子还特别懂事，从来不要东西，有时，我想给他买，他就说：妈妈，我不要，不要！留着钱交房费、电费、水费吧！就这样为了支撑家里的开销，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职工作。(64memo.com)

孩子的追问，催我泪下，我强忍的心在流血；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只有逃避麻痹自己，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为“六·四”难属，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丝毫安抚，反而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警察都要来我家里“打招呼”。这些年来，我逐渐懂得，象我们这样的“六·四”难属，唯有将痛苦埋在心里，坚强地面对人生！(64memo.com)

黄金平1999.1.30

16:邝涤清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邝敏的父亲

邝敏，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遇难时27岁；生前为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89年6月3日夜，于北京木樨地遇难，子弹从背后射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里。

我儿邝敏，89年6月3日夜间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7岁。他80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8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叉车总厂工作，生前为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叉车总厂地处军事博物馆南面的莲花池，而我家在月坛南街，每天上下斑必须经过木樨地横跨长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务，当时正在天津郊区静海县出差，儿子遇难后6月5日接单位电话后，于6月6日赶回北京。据儿媳说，89年5月下旬以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支持学生运动，儿子夫妇俩每天下班后都时间或长或短地与地段市民们逗留于木樨地一带。6月3日夜被进城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冲散、追杀，儿子是在附近的水利医院死亡的。后尸体由电力医院的车子于6月4日转送到丰台医院。6月8日我在丰台医院太平间看了一眼儿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来，同行者把我拉开后，叉车厂工会干部和儿子的同学给我儿子换衣服时，对尸体正反两面都拍了照片。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子弹从背后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6月9日去八宝山火化埸了解情况，见有驻军把守，说是要办一个手续，写一死亡说明，如果写枪杀就办不了火化手续。也有人传言说，一些遇难的人是裹着尸体谎称车祸才得以火化的。我坚决不肯这样办理。苍天有眼，是刽子手杀害了我儿子，难道还要我去替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就让尸体永远仃在医院太平间！(64memo.com)

到了6月12日下午，我接到电力医院通知，说公安局通知要求在两天内必须火化。我才如实写了个死亡简要说明，于6月13日办手续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儿子的骨灰保存在家里。叉车总厂事后给我1000元补助，我没有要。(64memo.com)

我32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87年结婚，尚未生儿育女，倾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70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后的日子托付谁？专制独裁者伤天害理呀！

邝涤清1999.2.1

17:张振霞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母亲

轧爱国，男，1967年1月10出生，遇难时22岁；生前待业；89年6月3日晚22时中弹，脑干贯通伤；骨灰安葬于老家天津。

89年6月3日，我孩子出去买肉回来，叫我给他包饺子吃，随后他就找他的女朋友出去买鞋，说明天出去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64memo.com)

6月3号的夜里，政府的军队真的开始杀人啦！枪子满天飞。我当时在公主坟，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儿去找啊！于是我就先回到家里。第二天是6月4日，孩子没有回来，那可怎么办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找来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求他们到各大医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着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来死了的就没有地方找了！惨无人道！难道集体给烧了？我到水利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什么样的惨状都有啊！大人、小孩、青年人、男的、女的，都看不清脸啦！我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孩子。这一天又过去了。

到了5日那天，我说去301医院看看吧，结果我的孩子还真的在那儿，躺在冰柜里，医院保存的还很完整，医生说是脑干贯通，没有抡救过来。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昏死过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泼的孩子，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的枪杀啦！他们杀死了那么多中华儿女，是谁家的人谁不心疼啊！执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们就是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节、“六·四”祭日我们都去看孩子。记得在91年，我和老伴还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孩子，我们只不过在那儿坐了一会，公安人员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了，审问我们，想把我们三人驱散，怕我们闹事；最后又叫我们看彩电，给什么“三五”牌烟吸，真不知他们存什么心。他们做了亏心事心虚，我在地上用树枝写了几句话“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他们就问我们向谁报仇？我说谁杀了我的孩子我就找谁报仇，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把我们送回家了。(64memo.com)

我家以前是个欢乐的家庭，我看着我的两个儿子别提多高兴啦，他们都有女朋友，彼此可好着呢。自89年“六·四”后，我们全家生活得就没有任何意思了，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经受了刺激，半年没有上班，得了神经性高血压；我的丈夫得了心脏病快十年啦，我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痛彻心肺的时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辛困苦的岁月。现在我想开了，如果我要是死了，谁还给我儿子申冤？我还要保重身体活下去，我要和他们评理！我就不信世界那么大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我要和他们抗争到底，讨回人间的公道，要不我对不起那含冤于九泉的儿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三年后，我们送回老家去了，我这里有301医院的医生证明，还有死亡报告单和死亡诊断书，证明枪伤脑干贯通，还有我儿子的照片。当时的血衣、手表、身份证，我看着难受就都烧了。

张振霞1999.2

18:尹敏的证词:

“六·四”遇难叶伟航的母亲

叶伟航，男，1770年2月10生于北京，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生前为北京57中高三·二斑学生；于4日凌晨2时左右，在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处宿舍楼前街心花园遇难，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骨灰存放于家中卧室。

89年6月3日晚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全世界人民被这一惨无人寰的血腥屠杀而震惊！

我是医生，当时我正在给一患高烧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里六楼看见对面我家儿子正在灯下复习功课，因为已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看到儿子那样专心，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安稳和自信，万没想到这一隔楼相望却成为我们最后的永别！无奈这无情的枪声震撼了年青的心灵，我孩子放下手中复习的语文课──《纪念刘和珍君》，于4日0点15分骑自行车离家前去木樨地(事后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个时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儿子中弹后，由四个年青人轮换背着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外科(日后外科大夫告诉我此情况)抢救。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经大夫奋力抢救无效死亡，那年他年仅19岁！(64memo.com)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无法确知儿子遇难的地点，但事隔几月，我梦中梦见了儿子遇难的地方，为了证实，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寻找，果然与我梦中情景相同──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一宿舍楼前街心花园处，(现已拆除，已成立交桥)，因此我便确定此处为我儿子遇难地。(64memo.com)

儿子遇难后，我不忍心将他放在荒凉的土地上，为了相互慰藉孤独的心灵，火化后，我把儿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卧室中，我可以经常与儿子聊聊心中的苦闷、思念之情，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儿子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很受同学和老师信任，是班里的一个好学生、好干部。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儿子突然离去，犹如晴天霹雳，我们的心在流血，亲人陷入万分痛苦之中。这样沉重的打击，我们难以承受，精神和心灵的创伤难以愈合。十年来，我们苦苦挣扎，为了给孩子讨回公正，我们呼唤有良知的人们，运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严惩杀人凶手，以告慰遇难亲人的在天之灵！(64memo.com)

尹敏1999.2.1

19:杜东旭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马承芬的丈夫

马承芬，女，1934年出生，遇难时55岁；生前为复员老军人；89年6月3日晚11时，在总政干休四所宿舍楼下乘凉时被戒严部队枪杀，子弹射入右下腹部，伤口约4-5厘米，6月4时晨死于304医院；骨灰自费安葬于金山陵园。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军人，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韩战中历经三载幸免遇难。归国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到了晚年却无辜死在了所谓人民军队的枪弹下。十年前的89学运和民运，全国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腐败，要求自由、民主，并要求与当时身为总理的李鹏对话，李鹏不仅不听广大民众的呼声，反而丧尽天良于6月3日派军车、坦克进城，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我们家住在总政白石桥第四干休所，位于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还有200米左右。当时很多老干部(约有数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楼下，对开枪屠杀人民的行为愤恨不平。约在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向胡同里开枪，当时我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当时我站在离她2米远处和一位老干部说话)。突然间，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右下腹部，伤口直径有4-5厘米，鲜血流了满地。她当时就灾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须马上送医院抡救，可是汽车又不准出动，只好借一辆三轮车，夜11点多送到304医院。因医院受枪伤的人太多，直到4日凌晨3点多，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后送回病房，也未给输氧(事前已向院方说明她前两个月因心脏病在此住过两个月医院)。当时以为并不严重，她躲过了这埸灾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把我和孩子们都吓坏了，我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复发，医生又把我送进抡救室抡救，经两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事后经干休所联系，把妻子送八宝山火化，三年后，我又自费将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园了。(64memo.com)

“六·四”惨案已经十年，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和难友，每年都向当局写信申诉，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我个人在“六·四”后的前两年也多次向总政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因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无辜杀害的，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不仅不给我一个答复，反而再三阻拦我同一些难友的联系；当局还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没死一个人。我在“六·四”早晨从急救室出来在医院门前等车时，亲耳听医院护士边走边说：“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至于死亡人数仅在304医院起码有数十人，在复兴医院、铁路医院死亡的人数更多，更何况在大街上被射杀的人，当时由军车运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杜东旭1999.1.29

20:张艳秋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王志英的遗孀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难时35岁；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6月3日晚12点，于珠市口十字路口处遇难，子弹射中颈部大动脉；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3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18号。89年6月3日晚10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听到枪声，我们还以为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打枪啦！”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我们一看情况不好，赶快跑到路口一辆面包车的后边躲藏起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颗子弹打中了王志英，他倒在了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鲜血从他的后背流了出来，我忙用手堵，血又从前边的颈部喷得很远(后来才知道中弹部位是颈部大动脉)。当时我拼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枪弹声中，我的声音再大，也太微弱了，没人听得见，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枪的部队那边，我的声音都喊哑了。大概过了几分钟，前边的部队过去了，在我的拼命叫喊下，旁边的人才拥了过来。地上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这时有人说：“赶快送医院！”有一个人推过一辆平板车，大家把志英抬上车，但王志英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可能已经停止呼吸了。人们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门医院，医院说治不了啦，赶快送同仁医院吧！人们又截了一辆面包车，把他送走了。当时旁边的人没有让我上车，车开走后我拼命喊要一块去，这时有两个年青人骑车带着我奔向同仁医院。当我们到达崇文门立交桥时，又遇上进城的部队，我们不敢上前，只好等他们过去才赶到同仁医院。(64memo.com)

到医院后，医院十分混乱，跟医院说明情况(别人帮着说的)，一位姓赵的大夫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时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说：“求求您，救救他吧！他有七岁的女儿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流着泪说：“不行了，我们用了各种抢救的办法，他送来时已经不行了，他死了，已经送太平间了”。他是送到同仁医院的第一个死者，过了一会儿，赵大夫带我去太平间确认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钥匙让我看，我的心彻底地碎了。我大声地喊叫，这时医院给我打了一针(可能是镇静剂)，许多好心的人围着我、安慰我，当时还有个青年报社的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一夜同仁医院拉去许多受伤中弹的人，谁也没有逃过死亡。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吓疯了，许多人陪着我掉眼泪一直到天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帮我去通知了家里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6月4日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这样，89年的6月3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远失去了最亲爱的人王志英！(64memo.com)

一星期后去八宝山火化了，现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

爱人死后，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着他回来，总以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有时夜里经常说胡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七岁，他爸死后的几天我们没有告诉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诉了她，突然袭来的打击把孩子吓坏了，不住的哭，学校的老师说她在课堂上经常发呆，回家后也不吃饭，同我坐在一起掉泪。我的母亲急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后，公公眼睛急得看不见了，去医院作了手术，两年后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婆婆高血压、冠心病也越发加重，经常离不开医院。我爱人的死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是说不尽诉不完的。(64memo.com)

志英死后我和女儿在生活上很艰难，经济来源减少了一多半，我的工资只有66元，带着七岁的女儿，多亏了双方姐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才勉强维持下去。如今女儿已经十七岁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母女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艰辛啊！“六·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张艳秋99.2.18

21:冯友祥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刘锦华的丈夫

刘锦华，女，1955年2月26出生；遇难时34岁；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员；89年6月3日晚，在燕京饭店西边楼后遇难，脑部中弹；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后安葬于天津李齐庄公墓。

89年6月3日晚，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所正拆迁，在公主坟阜城路那儿暂住，到我妹妹家需要进城。当时北京市区秩序混乱，在回家途中，我们走到礼士路听到西边有枪声响，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燕京饭店西边楼后。我们想，我们并未参与运动，能有什么事呢？没有想到，当部队行进到此地时，随着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后我大喊快来救人，接着我被送到了儿童医院，我爱人送到哪里，情况如何，当时我不知道。过了一周，我转入306医院，方知我爱人已被群众送到空军总医院的太平间，她死了。她的遗体是由她单位的所长找到的。八天后在八宝山火化，单位负责开了追悼会，我也带伤去参加了。而后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后，听我岳母的意见，安葬在天津李齐庄公墓。

“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家庭就算完了，从那时起，我只好带着我的孩子过起孤独的生活，至今没有组成新的家庭。在这十年之中，许多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第一是工作问题，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我也就无法在单位干下去了，因为我不能再干一件永远也无法成功和能够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气之下，只好“下海”经商。这其间给我的亲友们增添了不少麻烦，都是一些具体问题。最让我头痛的，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不能把残酷转给下一代，我不能培养一个仇恨的心灵。但如何做呢？确实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十年了，我考虑了很多，我想，最终的解决应当是国家在“六·四”事件上有个结论，方能解除我们难属及全社会人民的忧虑。我在亲人遇难十周年的时候，十分怀念我的爱人。我对于在“六·四”事件中同我爱人一起倒下的人们深表哀悼；对于这些年来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冯友祥1999.2.18

22:石峰、韩淑香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石岩的父母

石岩：男，1962年8月出生于辽宁大连，遇难时28岁；生前为北京空政歌舞团演奏员；89年6月4日遇难于某一立交桥，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遗体于八宝山火化。

石岩1978年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空政歌舞团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团大院内。他89年6月4日遇难时只有28岁。因为我们不在儿子身边，听儿媳讲：6月3日晚些时候，她发现石岩一直没有回家，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在北京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石岩的尸体，是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当时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压力不敢讲真话，费了好多口舌，他才讲出了一点情况，说石岩是在某一座立交桥上被枪打死的，是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给送到医院太平间的，当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后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当时北京满街都在打枪，是亲朋好友冒着生命危险急急忙忙将石岩的尸体送到北京八宝山火化的。(64memo.com)

现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身边无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压、心脏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来我们两人艰难度日。(64memo.com)

石峰、韩淑香1999.2

23:刘淑琴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刘淑琴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彭军，男，1959年11月出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6月5日晨于北京朝阳区东大桥遇难；骨灰存放于平谷火化埸骨灰管理处。(64memo.com)

89年6月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穿出，当时由民众用平板三轮车送往朝阳医院抡救，但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彭军死后，送平谷县火化埸火化，所在单位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彭的女儿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2000元左右。

半年后，其妻带着3岁的孩子离家而去，后改嫁他人，地址不详。

三年后，即1992年的9月，父亲彭国贵因儿子遇难受刺激去世，年仅59岁，原来的六口之家只剩下了我和女儿两人艰难度日。(64memo.com)

刘淑琴1999.2

24:刘秀臣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戴伟的母亲

戴伟，男，1969年1月5日出生，遇难时20岁；生前为和平门烤鸭店厨师；6月3日晚11时，上班途中遇难；骨灰安葬在昌平县永陵。

89年6月3日晚，戴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后射入，前胸穿出，后送邮电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4日凌晨死亡。

当我得知儿子遇难后，精神失常，下身瘫痪，住医院半年。后经多方医治，幸存至今，但身体虚弱多病，精神恍惚，内伤已无法弥合。

其妹戴菊当时正在报考警校，各项条件均已合格，却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牵连，不能录取。后报考32中，学业优良，名列前茅，毕业后分配到哥哥生前单位和平门烤鸭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饭吃而已！

刘秀臣1999.2

25:方政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方政，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市；1985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89年毕业。

1989年北京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运动，我当时为四年级应届毕业生。在学潮期间，我作为体院的学生会干部，积极参与、投入了这埸运动。89年6月3日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从这天夜晚戒严部队在北京市区开始大屠杀，直到6月4日凌晨，我们始终静坐在广场纪念碑周围，当时各高校学生约有四千人。“六·四”凌晨2时许，从北京郊区冲杀过来的各路戒严部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周围，在坦克开道及军队驱赶下，静坐的学生大约从4时左右怀着悲愤、沉痛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从广场东南角撤离纪念碑周围，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后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行。此时已近黎明，约6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

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64memo.com)

我在医院疗伤至89年6月24日，大约在6月11日，西城区公安分局对我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回校后，我又继续受到校方长达几个月的询问和清查，他们要我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绝。被我救护的那位女学生(本院低年级学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认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我由于不愿与校方合作，校方迟迟不给作结论，最后取消了我的毕业分配。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1992年3月，我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地区最好成绩。后来，我因在北京生活无着，在一同乡大姐的帮助下去海口谋生，一直至今。(64memo.com)

1994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我理应在全国选拔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后因我的伤残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残)被无理取消了参加比赛的机会。此事在1994年9月5日的《纽约时报》有详细采访报道。

在海口的这几年中，地方公安部门一直把我当做监控对象。1995年5月底因有一些“六·四”民运人士来海口我处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员的无理搜查，所有人被拘捕，从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骚扰，每隔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要上门盘问，给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业造成了很大困难。(64memo.com)

伤愈后，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一些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也间歇地抽痛，非常痛苦。这一切都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伤害和巨大精神创伤。

方政1999.2.21

26:齐志勇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齐志勇，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受伤时33岁；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现为个体摊贩；89年6月4日晨1点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受伤，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瘫。

自1989年“六·四”被枪击伤致残至今已十个年头，我已43岁了。因我的腿是“高位截肢”，每当天阴下雨，或者想起当年的可怕情景，我的双腿就疼痛麻木。

齐志勇1999.2

27:Zhangzhiqiang的证词:

Zhangzhiqiang，男，1961年4月3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师。

ZhangZhiqiang1999.2

155名六四死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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